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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初的两会上，接棒山西省委书记的楼阳生正式当选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从而完成了这次交接的所有程序。楼阳生的上升路径并不复杂，但是足够引人注意，尤其是其当年以“救火”姿态一路北上入晋，由专职副书记到省长再到省委书记，5年之内原地不动完成角色的跃迁。 1959年出生的楼阳生现年61岁，两年后的中共二十大上仍然处在“安全”的年龄红线内。从履历上来看，楼阳生从中共基层做起，长期在浙江省地方任职，后在共青团系统中获得提拔；曾历任中共龙游县塔石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共青团衢州市委副书记、书记，共青团浙江省委副书记、书记；其间，曾于1993年9月，在中共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1997年6月，获浙江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1999年，曾赴美国休斯顿大学进修。1999年11月，楼阳生离开共青团系统，先后担任中共金华市委副书记、市长，中共丽水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8年1月，当选政协第十届浙江省委员会副主席、兼任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2009年1月，楼阳生离开浙江，调升中共海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次年2月，还兼任省委教育工委书记；2012年3月，转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14年山西官场数名高级干部涉贪下台后，当年6月，楼阳生被任命为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 事实上，山西并不是中国政经版图中出类拔萃的大省，其经济体量也远远不能与经济发达省份相比。但是，即使这样被忽视的省份，其对一个封疆大吏的考验也不比东部沿海省份少。一则是经济转型，二则是反腐救火。 在2020年1月4日，刚刚卸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骆惠宁担任中联办主任。在多维新闻一系列分析中认为，骆惠宁能够以地方大员身份南下赴港，关键原因是他在山西官场救火的经历和推动山西扶贫、经济转型的努力，得到中南海的认可。楼阳生也同样如此，相比骆惠宁，2014年前往山西担任省委副书记的楼阳生才是真正的“救火队长”，是山西官场塌陷式腐败后被紧急任命的官员。而山西经济的转型在执行层面其实更加有赖于担任省长的楼。 此外要注意的是，2019年中共四中全会后，中南海决策层按循惯例向地方派出宣讲团（中央宣讲团宣讲被认为是中共特色的政治传达和思想统一工作形式。之前每次党代会和中央全会结束后，中共即根据当时会议决议组建中央级宣讲团，以迅速将中央全会意志上升为全党意志）。其中，最大的“黑马”便是楼阳生。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楼阳生在此次四中全会的角色还不止如此。官方早前披露，在四中全会决定辅导读本的撰稿人中，楼阳生与新晋主政内蒙古的石泰峰并为仅有的两名地方党政负责人，与15名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中央部委负责人并列。这不能不说是楼阳生“特殊角色”的体现。 与楼阳生相近，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1958）、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1958）、青海省委书记王建军（1957）的存在感相比一些传统大省的“一把手”，存在感并不强。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可能以“可信任”和主政地稳定为北京所看重。 再以王东峰为例，今年62岁的王东峰，仕途起步于家乡陕西，曾先后任陕西省渭南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铜川市委书记；2004年开始担任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2013年4月王东峰“空降”天津，并且出任市委副书记，后出任天津市市长。四年后，王东峰再由天津调任河北，他上任后调研的第一站就选择了雄安新区。这名官员表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习近平亲自谋划推动的历史性伟大工程，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从这些言语中似乎可以推测中央对其调任的目的。 很明显，王东峰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要推动以雄安新区为代表的京津冀一体化的推行。改革谋局，人事先行。中国政治传统中，大凡触及要分配蛋糕，改变利益格局的改革，“用什么样的人”从来是一个先决条件。从两千年前商鞅改革，到明中期张居正改革，从清末洋务运动，到中国现代史中的邓小平改革，皆是如此。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政府将广东的深圳和上海的浦东作为两个试点特区，邓小平在深圳启用梁湘，在上海启用朱镕基，同样能也印证“改革谋局，人事先行”这一要义。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国家级的雄安新区。而在此前后，多名曾在河北周边的北京、天津、山东等地任职的官员“被委以重任”调往河北。分析表示，这些官员具有京津冀周边任职经历，更为熟悉了解当地的发展模式，可以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谋划献策。 此前，雄安新区的建设进度就曾广遭质疑，在中国各地的基建热潮中，雄安新区并未塔吊林立，让外界疑惑新区为何“没动静”，连中国官媒新华网在2019年初也曾披露“两年来，雄安新区除了基础性项目和保障运行的临时性建筑外，几乎没有大的动工之处。”外界一度怀疑雄安新区被“千年大计”的光环给束缚住了，在“世界眼光 国际标准”的高标准之下仍然停留在规划层面而难以落地。2018年8月，在清华大学“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发展高峰论坛”上，雄安新区的一位规划设计专家就曾表示，雄安之所以到现在一锹土没动的原因之一就是“很多事情还没想明白”。但是在2019年初，雄安即将年满“两周岁”时，中国官媒就曾表示“即将进入大规模开工建设阶段”“即将形成塔吊林立、热火朝天的景象”，但是如今2019年已过，还是没有给外界强烈的“改变”印象。与此同时，深圳从当前的经济特区已经“梅开二度”被树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上海也再推出临港片区自贸区。相比之下， 这被外界认为与河北官场推进迟缓有关。 这其中多多少少有技术原因，也有人为因素。被习称之为千年大计，倾注了其大量心血的雄安工程虽然是来自中共的顶层设计，但河北省承担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主体责任，在这个过程中，河北执行层能不能对习的“雄安蓝图”有精准的把握与领悟，能不能极大方便的调动统筹资源都是影响雄安工程推进的重要因素，如果地方在执行上不能有效领悟高层的“千年大计”所指，在执行上也就难免会有偏差，而这样一个具有分量的工程显然又不容许有半点失误，因此，河北官场尤其是王东峰，确确实实面临着许多无形的压力。 能否在未来两年实现雄安“塔吊林立”将是评判王东峰会否仕途更进一步的主要标准。 再如广东省长马兴瑞，十八大后的中国政坛，一个十分明显的趋势是，以航空航天、军工、工信为代表的“大军工系”官员跑步上位，马兴瑞就是代表官员，在担任广东省省长之后，马兴瑞也打破了广东30年来省长皆由广东人或长期在省内任职的官员担任这一“惯例”。中国政坛从来不缺少低调的黑马，在未来两年会否再犹如十八大前陈敏尔一般快速擢升的政坛黑马，令人好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