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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落马后曾忏悔道：“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2014年，有媒体梳理了53 份被公开的落马官员忏悔书，有14名落马官员在忏悔书中写道：“我是农民的儿子”。公开资料显示，不少落马官员在悔过书中将贫困、草根的身份抛出来，把苦 难的过去给公众看，既有痛定思痛的原因，也在不少程度上存在博取同情、寻求宽大处理的心理。 不管是贵为省 委副书记还是其他高官，都整天生活在城市里，同事、朋友圈和正常打交道的也都是城市人，向其行贿、蒙受其关照的也是城市人，日常生活中压根没有农民的影 子。他们何曾想到过自己是农民儿子？什么时候以农民的儿子行事或自居过？唯独落马后想起农民来，在悔改书中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简直就是让农民躺着中枪。 这与其说是拉近与农民的距离和感情，倒不如说往农民头上泼脏水。想必任何一位农民或者从农村出来的人，都会对贪官的这种“拉关系”行为颇为反感，甚至深恶 痛绝，并且谁也不会相信农民与“农民的儿子”与他们滑向犯罪深渊有什么关系。 贪官们想起自己是农民的儿子，本就是将其与贫穷、苦 难、没有正常人的生活条件联系在一起的。思前想后，曾经的人下人记忆与现在的人下人感叹，很容易发生联系。与当初相比，后来拥有的一切也的确应当知足、好 好珍惜。贪官不是得意忘形而是患难时想起农民，看似有其合理性，也很可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 然而，“点灯是人，熄灯是鬼”，贪官们 长期养成的“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的“两面人”性格本质，决定了他们善于伪装、表演、另有所图等本性并不会因为落马而骤然改变。他们在老老实实忏悔 的外表下，往往别有用心。事实上，不是真心悔过，而是想方设法利用各种可能性以获得从宽处理，使得处罚最轻，才是一切表现和表演的真实指针。也没见过一个 贪官要求对其恶行进行严惩的。有些贪官不是把贪腐归为掌权时目空一切，不把党纪国法放在眼里，或者认为贪腐之事不会事发，而是称自己出生在农民家庭，是农 民阶级的局限性使其私心胜过公心，走上贪腐之路，更是在给农民栽赃之余，明确无误地暴露了他们不老实、不择手段地为犯罪行为进行狡辩、开脱的庐山真面目。 所以说，通过亮出自己的草根身世，以博取同情、寻求宽大处理的说法，显然看清了贪官的真实意图。 问题是，整体只是一种归纳与划分， 人们现实中都是作为个体而存在、思考和行动的，贪官为何不就事论事，仅仅说其父母以种地为生，家境多么贫寒，以及父母与家庭对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或者 应该怎样做事，非要超越亲生父母、把自己打造成所有农民的儿子或者抽象性的农民儿子呢？这无疑是一种“大话”思维在作祟，是他们平时不实事求是、不讲真话 光讲大话、套话的潜意识表现。习惯成自然，说这话的官员，平时也必然是满嘴官话、套话，“假、大、空”成习惯的。相反，那些虽然有贪腐劣迹却富有务实精 神、平时惯于真抓实干的贪官忏悔时，是很少说出这种大话的。自称“农民的儿子”，反映的根本就是虚伪、造作。 总之，贪官称是农民的 儿子，虽然不属于造假，但亮出这种事实的目的通常并不是真心忏悔，而是另有所图，想获得轻判。不仅如此，为了实现自己目的而称是“农民的儿子”，给所有农 民扣帽子，性质上是一种不道德行为。而且，说这种大话、套话的贪官，本就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两面人”，是不会讲求官德与做人道德的，为了达到个人目 的没有做人底线，什么样的事情都干得出。所以，对这些称是“农民儿子”的贪官，不仅不值得惋惜、同情，反而应当唾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