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近日，关于“死磕派”律师的话题再次成为舆论讨论的热点。在受到有关部门调查后，一些参与其中的人员交代了不少不为外人所知的内幕，让人们对 “死磕派”律师的看法发生了不小变化。笔者曾受邀参加过“关于互联网时代法律职业和刑事司法”的学术研讨会，印象里，“死磕派”律师现象是会议讨论的重要 议题。笔者也现场听了几位“死磕派”律师对“死磕行为”产生原因的论述，他们有的温文尔雅、寓刚于柔，有的个性鲜明，嫉恶如仇。 在笔者看来，“死磕派”律师的出现和兴起并不是一种正常法治现象，而是当前多种法治乱象之一。有些人把“死磕”理解成是律师执业中应有的执着， 或者说是据法抗争精神。事实上，依据法律据理力争的确应该是律师应有的基本职业精神，绝大多数具有职业操守的律师也是这样做的，而且几乎是一种职业的本能 反应。但是，一些“死磕派”律师的所作所为，显然不是这样。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派”，就在于他们已经在律师队伍群体中剑走偏锋、自成派系，显示出一些与大 多数律师迥异的区别和特点。 首先，“死磕派”律师与网络的关系密切，甚至极力借助后者。可以说，没有网络媒体的发达，就没有“死磕派”律师今天的影响力。其实，很多“死磕派”律师所采用的方法，比如，庭上挑战法官权威，庭下不给答复不罢休等等，过去就有。但在没有网络自媒体的时代，这些 “死磕”行为无法在外界扩大和炒作。网络媒体的兴起，让舆论介入的成本更低、威力更大，“死磕派”律师应势而生。 其次，尽可能通过演绎的手段放大法官的审理“缺陷”。很多实例表明，“死磕派”律师的法庭行为，不像是在依法执业，而更像是表演给法庭下的观众 看。他们熟稔网络传播的“噱头”，例如给法官送红薯、申请回避，专挑生僻法规政策为难法官等等，最终目的就是要让人们认为法官素质不高。因此，“死磕派” 律师总是千方百计将案件从依法审判引向社会化审判，借助舆论向法院施压。 第三，善于炒作出位，吸引网络舆论眼球。死磕律师往往会借“起诉法院院长”，“单挑律师协会会长”等自我炒作，来扩大舆论的关注度。甚至，有时 还采取“绝食”等方式，试图博得更大范围民众的同情。在他们的刻意营造下，久而久之就在网络上形成了一种标签化的刻板印象——公检法是构陷无辜之地，而死 磕律师才是正义的化身。 笔者认为，就中国法治社会建设而言，律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死磕派”律师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某种积极作用，他们至少吸引了各界对法治的关 注。如果能在法律的边界范围内发挥作用，“死磕派”律师其实可以成为啄木鸟，对总体法治建设起到正面意义。但从人员构成来看，“死磕派”律师队伍龙蛇混 杂，参差不齐，有的则根本就不是律师。这些“死磕派”选择了非法律的方式和方向，最终走上歧途，走向了积极意义的背面。就整个律师队伍看，“死磕派”律师 所占比例极微，且律师业界对“死磕派”律师本就争议颇大。因此，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死磕派”律师都不会是中国律师界的主流，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律师队伍 发展的主流方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