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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到2014年的“两会”之间（2013年3月16日至2014年2月12日），中国党政系统共发生245人次的新晋高官调动，其中79.6%是原地调动，12.2%是从地方到中央，仅8.2%是从中央调入地方。 2013年中国省部级领导调整的大戏，首先是从一例令外界略感意外的地方大员任免中拉开序幕的。 这一年的1月5日，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任命魏宏为该省代省长。就在大半年前，2012年5月四川省委十届一次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省委班子，刚满58岁、担任常务副省长已经6年的魏宏因年龄受限，没能入选省委常委。 一般来说，每个省份的政府“一把手”要么是中央委员，要么是中央候补委员。因为都不是中央候补委员，魏宏与上海市市长杨雄接任地方政府首长的消息公布后，确实令外界颇感意外。 但考察魏宏、杨雄的履历又可发现，两人均长期担任政府的常务副职，拥有丰富的施政经验，升任“正省职”，也符合省级党政正职“顺位接班”的晋升传统，从这个意义上看，两人的“转正”又在情理之中。 魏宏和杨雄的仕途“大转弯”，正折射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在高层人事布局上呈现的鲜明特点：既遵循以往的传统用人规矩和惯例，但在个案上，又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适用弹性。 省部级干部调整的时序逻辑 2013年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换届之年。这一年的省部级干部的调整，一方面是围绕着搭建中央和各省份的“政府班底”这个中心任务而展开，实际上又延续了十八大以来中央对高级干部一系列调整的动作和节奏。因此，分析和观察2013年迄今我国省部级官员的变动，须将其放到一个更长的时段和人事调整周期内进行，才能看得清其中的逻辑。 实际上，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甫一闭幕，我国就启动了第一波的高级干部人事调整：一些省份或部委的党委书记，因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或者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她)们或者离开原来主政的地区和单位进入中央履新(如时任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调任中组部长、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调任中宣部长)，或者从某一省份调到另一地区主政(如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调任天津市委书记)增加历练。 而这批省级党委书记留下的职务空缺，则多由原省份的政府“一把手”顺位接替(如浙江省长夏宝龙、陕西省长赵正永均接任省委书记)。部分省份的党委书记则是由中央“空降”干部到地方执政(如广西党委书记彭清华、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福建省委书记尤权)。省长升为省委书记，其他副部级干部(如省委专职副书记、常务副省长)迅速补位，晋升为省长，这就是2012年年底至2013年年初这一波人事变动的脉络。 2013年3月全国“两会”，新一届国务院组成人员履新。“两会”结束后，地方省份迎来了主要党政领导密集调整的小高潮—有7个省份省委书记和多个省份的省长，均由新人担任。这主要是因为：有个别身份的政府首长(如时任山东省长姜大明、安徽省长李斌)赴京担任国务院部委行政首长，或者部分省份的省委书记新当选为全国人大、政协的领导人(如河南、江西)。他们遗留的职务空缺引发新一波省级人事变动。 由于不少省级政府“一把手”是由本地(如浙江省长李强)或外地的省委专职副书记(如湖南省长杜家毫)接任的，因此，紧接着，2013年4月中下旬，省级党委专职副书记岗位的“补位”潮出现了。在此之后，当年7月份，新一波副部级官员密集调整，这一波主要集中在省委常委班子和省政府副职的补齐配备上。 由此可见，地方上各省部级官员的调整，其实是一场前后衔接、接替补位的安排。一旦某个重要岗位出现缺位，即会引发一系列后续的人事联动调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