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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发布的报告说，澳大利亚家庭在育儿费用方面承受着巨大负担。 这份报告是该机构为政府起草的第二份建议书，以寻求改善托儿行业的状况。
今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概述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愿景。 去年有超过100万澳大利亚家庭使用了托儿服务，阿尔巴尼斯的政策基石就是要对托儿服务进行改革，扩大适用范围，使成千上万的家庭能够获得育儿补贴。 “超过90%的人类大脑发育出现在出生头五年。这就是为什么早期学习和教育如此重要。 这同时也是一项经济改革，因为这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提高劳动力的参与度以及更大程度的性别平等。 让女性更早重返职场，让她们能够发展她们的职业生涯，由此产生的利益当然也会带来更好的退休收入。这项政策将帮助家庭，也将帮助社区并帮助我们的国民经济。” 育儿补贴范围扩大带来的全面影响目前还不清楚。 教育部长克莱尔Jason Clare）告诉天空新闻，他相信会取得他们期望的效果。 “好消息是我们去年在议会通过了收费更低的托儿法规，今年七月开始实施，现在已经初见成效。 我们看到七月份平均每小时的托儿费用下降了14%，这是件好事。但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而这份报告使我们关注下一阶段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下一个阶段应该做什么改革。” ACCC关于托儿育儿行业的最新报告显示，澳大利亚的家庭正承受着托儿费用的沉重负担。报告发现，澳大利亚人支付的托儿费用几乎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 ACCC表示，澳大利亚有两份工资收入并有两个孩子的普通家庭要把大约16%的生活预算用于托儿和早期教育，远远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 O-E-C-D ）9％的平均水平。 拉德是The Parenthood机构的首席执行官，该机构是一个倡导父母和孩子权益的组织。她说，许多父母现在都处于一种苦苦挣扎的境地。 “目前的状况很荒谬，肯定与其它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情况不一致。你需要乞求，需要去借去偷你本来可以获得的儿童看护服务。你必须依靠家人，依靠朋友，你感觉有些东西不得不付出。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性决定不再回去工作，因为她们觉得自己做不到。
她们自己都知道她们家庭的生活预算要依赖于她们的工作，但她们觉得自己无法做到，所以家庭收入就更不够花了。” 拉德表示，这样的经济负担最终会降低生产力。 “在澳大利亚，我们通常需要两份工资来支付生活费用。所以你有能力并且愿意在生完孩子后重返职场，但因为无力承担托儿费用而就此罢休，这实在令人费解。” ACCC报告呼吁加强监管，并为缺乏服务设施的社区和土著儿童直接提供补贴。
目前，低收入家庭在物价上涨中受到了最大冲击，而以盈利为目标的托儿服务公司则将眼光瞄准了大城市的富裕郊区。 ACCC主席卡斯高特列博（
Gina Cass-Gottlieb ）在一份声明中说，目前的政策设定并没有为所有澳大利亚人提供可负担的能力和便利性。 该报告还呼吁与家长公开分享更多信息，关注有哪些托儿服务公司以牺牲父母和儿童保育人员的利益为代价来获取更高的利润。 教育部长克莱尔表示，他认为这项建议很有价值。 “公开点名那些只想收取最高额费用的托儿公司的想法，我觉得很有意义。我们几个月前出台了更便宜的托儿法规时，我已经表明如果有人要利用这一点，与实际情况不成比例地抬高费用的话，就应该对他们施加压力。现在这个就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建议。” 拉德在这一点上并不反对部长的观点。但她表示，政府需要着眼于整体大局。 “我们想要的是全面改革。 ACCC最新报告中很好的论点是，它直接谈到了价格在幼儿教育和护理中的运作方式。 而我们很想看到的是为每一个澳大利亚儿童提供可负担得起的、普遍的、优质的幼儿教育和看护。这样我们就可以真正抓住对孩子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头五年，确保没有任何孩子错过这个机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