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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他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怀着报效祖国的决心来到北大荒。他们经历了数十年的一波波政治运动，经受了心理的冲击和命运的起伏。如今这些异乡的老人们目光静滞，靠最简单的情感互相陪伴着走完最后一程。 在大众印象中，“上山下乡”、“北大荒”都属于尘封的历史，但在黑龙江佳木斯的“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至今仍住着50多位南腔北调的老知青，大多年过花甲的他们都患有精神病。当年席卷全国的运动将他们送到北大荒，运动终结后的历史回潮却没有将他们带回家乡。曾经的超负荷劳动和精神创伤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在这所专为他们开设的安养中心，他们彼此陪伴，却又相顾无言。2008年12月，农垦总局出资在佳木斯市郊建设的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黑龙江农垦第二医院知青科）落成。随即，中心陆续接收了50多名北大荒知青精神病患者，其中的许多人已经到了古稀之年。他们大都是在半个世纪前为了响应上山下乡运动而来到北大荒。 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当年的这些知青们豪情万丈，而现在这些曾经的壮志青年却目光静滞，每天定量的镇定剂让他们平静迟缓。图为精神病院里的每个药瓶上插着他们的名字，当护士点名的时候过来拿药，这种方式和集体劳作时的点名颇为相似。他们的医药费则来自知青们各自的医保。 因为开垦北大荒的生活艰苦，部分人因承受不住各方面压力而患上精神病。据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精神科主任吴斌介绍，这些知青有的在政治上受到刺激的，有因为返城回不去的，也有不少因为感情问题。图为一位老人在食堂呆呆地看着前方。 那时候，许多知青精神病患者并非没有机会返城，疾病反而是生存的转机（甚至当时有不少人借用他人尿液假病申请返程），家属接收、户籍问题（包括医保问题）可能比返城申请书上的印章更为沉重。图为每天10点半、下午4点半是午饭和晚饭时间。老人们会自觉排好队，一个个去领饭。饭后5点半大部分人就上床休息。 据统计，留在北大荒的知青大约2万人，这些人大多在这里成家。而据黑龙江垦局残联2006年的调查统计，仍留守的知青精神病患者近300人。在安养中心的知青，过半已经跟家属失去联系。图为饭后大家都坐在这里看电视，但很少聊天。他们也不说过去和未来的事，即使交流也只是简单几句话。这里食堂同时也是老人们活动的主要场所。 佳木斯知青广场竖着一个知青纪念碑，夜晚常常聚集着上千市民，他们跳着动作古怪的广场舞，并被命名以“僵尸舞”。在知青科的活动室里，每天午睡起来后，医院播放一种健身舞视频，老知青也被集中在此跳健身舞以作锻炼，可是大多数人只是简单地绕着圈子，没有人会伸手比划比划。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很难再接受这种新时代的东西，人们的记忆停留在“忠字舞”的年代。 他们的话依然带有明显的北京腔、上海腔、宁波腔等地方腔调，但更多时候他们却都用最简单的肢体语言维系着联系。图为兼患老年痴呆的老丁，82岁。在知青科，许多老人记忆已经变得破碎或者完全不想再提起。 安养中心对知青们的吸烟量有严格控制。对抽烟者一天只发3根烟，不能自己藏火。所以，饭后抽根烟对于老人们来说是一天难得的好时光。图右为当年的新华农场33连知青沈曙光。 新华农场医院院长陈立发70年代在新华农场当卫生员，他称，当时精神病发病率高。1972年的新华农场33连有两个精神病，而且经常形影不离。“他们俩一个叫小西瓜（沈曙光），一个叫大西瓜（惠西林），后者已经死了。两人曾搭布住一个棚里，头发又长又乱。经常写大字报贴在食堂，批判领导”，新华农场33连姜福海回忆说。如今住在安养中心的沈曙光一头发白的短发，穿着格子裤黄衬衫，典型的北京人方脸，总是低着头带着诡异的眼光看人。沈曙光写给农垦总局的信，信里说，“天津知青刘铁路写板报批判惠西林，说他是反革命政客···我受惠西林影响较深，但我的基础则是超倍的繁重劳动，领导分配我烧水，以后又当铁牛驾驶员，这两项工作是十分劳累，但我没有叫苦，得到的是伤感、孤单”。
在郜阿利床头，一张他16岁的照片日夜陪伴在他身边。枕头下，已经打包收拾后的行李一直搁着。“我明天就回上海，我儿子来接我”，然而第二天，郜阿利还是呆呆地坐在床沿，倔强地望着窗外。这名来自北京的知青，1964年来到852农场，是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的无线电专业一名学生。
他们的话依然带有明显的北京腔、上海腔、宁波腔等地方腔调，但更多时候他们却都用最简单的肢体语言维系着联系。图为兼患老年痴呆的老丁，82岁。在知青科，许多老人记忆已经变得破碎或者完全不想再提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