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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毒条件之一：对宿舍内所有女生的多种私人用品有着精确的辨认力。 同宿舍的四个女生中，只有朱令一人中毒，而且就现在已查明的三种渠道表明：投毒人十分准确地知道哪些是朱令的私人用品，哪些又是同宿舍其他人的用品，因而一次未出现过误投。 我们按一个最低标准计算：3(种渠道)x4(人)=12就是说投毒者至少要清楚地知道宿舍内四个女生的三种同类、共十二种私人物品都分别属于谁，因而对宿舍内4人的多种个人用品有着十分精确的辨认力。也许有人会认为：投毒者只知道朱令一个人的物品就可以了。 可朱令这三种丢失的物品并没有放在一处，而是和其他同学物品混放在不同的地方，宿舍内其他女生也有洗发液浴液，且不只朱令一人戴眼镜或隐形眼镜，朱令的三种被投毒物品分别放在三处： 如果水杯、隐形眼镜小盒是不需要更换的，可洗发液、浴液在一段时间后用完了是需要更换的，那么投毒者是需要重新识别的；具有如此辨认力的只能是朱令同宿舍的三位室友和经常来宿舍窜门的人。 如果像朱令同宿舍室友讲的：朱令经常是在午夜12点才回来，那时你们都已睡下，已没有外宿舍的同学在场，因此当朱令使用浴液、洗发液时不会与她们碰面，她们要想识别朱令的洗发液瓶，除非向宿舍内的同学打听。 那么请朱令的三位室友回忆：1994年9月—10月，是否有一个经常去你们宿舍窜门的人向你们打听朱令私人用品的情况，还是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人。只有长期同居一室、朝夕相处的同学，才有可能精确辨识彼此的个人物品。投毒者对一个宿舍内几个女生私人物品的精确辨认力只说明了一个问题：此人曾长期停留在这个宿舍内，甚至就居住在这间宿舍里。 2.投毒条件之二：极为熟悉宿舍内4女生的生活习惯投毒者还要十分了解宿舍内其他三人的生活习惯：即她们肯定不会使用朱令的那些物品，以免导致集体中毒，那样就会引起怀疑了，凶手投毒前首先对他人肯定不会动用朱令私人物品这一点极有把握。 3、投毒条件之三：精确知道宿舍内所有女生的作息时间。 凶手至少5次在朱令的宿舍内做案，时间跨度长达半年，却一次也没有被人撞见过，可见她都是在没有人的时候干的；显然凶手清楚地知道宿舍内什么时间没有人，而且肯定她们不会在做案时间内突然出现，投毒者对这几位女生的作息时间和习惯了然于心。 4.投毒条件之四：反覆多次在朱令的宿舍内做案，进出女生宿舍不会引起任何怀疑。 我们知道，罪犯做案的特点往往是一次做个够，这样才能把要承担的风险降到最低；而朱令一案中凶手多次反覆在同一场所做案，只能说明凶手在犯罪现场做案几乎没有什么风险，出入极为方便，她多次进进出出女生宿舍，即使在门口过道碰到其他人，也不会引起他人特别注意；甚至当她携带装有朱令的浴液瓶、洗发液瓶等盗窃物品的包离开时，也不会引起任何惊异和怀疑。 这说明投毒者出入这个女生宿舍是自然的、正常的、合情合理的，她要么就居住在这个宿舍内，要么就是居住在附近、经常来串门儿的邻居。114女生宿舍成员名单：朱令 孙维 金亚 王琪经常来114宿舍的女生：高菲(隔壁116室)李含琳(一楼123室) 五、离奇的宿舍盗窃案：时间的巧合 孙维在其声明中说：1995年4月底，北大的一名同学来到我们宿舍告诉我们说朱令被确诊为铊中毒。如果凶手就在朱令的这三位同宿舍室友当中或是附近，那么这名北大的同学等于无意中告诉她已经查出了凶器和行凶方式，那么凶手接下来很自然地就会有所反应和行动。 当年在4月29日那天，朱令的亲属早上7点就赶到化学系代理主任薛芳瑜家，希望学校尽快采取行动，封锁现场，把那三个女生安排到其他地方住，并将所有物品留在宿舍等候警方调查取证。但是薛说：不好安排，马上要校庆了，而且他们班女生也安排了五·一旅游，不在宿舍，所以，不用封锁现场。就这样，一直等到五·一春假结束后，朱令的亲属才接到通知前往清华派出所做笔录。当时公安十四处的李树森和清华派出所的李慕成都在场，他们通知朱令的家属宿舍发生了盗窃。 1、盗窃案就发生在查出朱令是铊中毒和警方介入调查之间，非常准时且及时。当然大学期间盗窃案时有发生，倘若我们说时间有可能是一种巧合的话，那么丢失的物品则令人匪夷所思。 2.被窃的物品那一天，公安人员对朱令亲属说：宿舍发生盗窃，但好像不是为了偷钱，因为地上散落着很多钱，有硬币有钞票，而且夹在书里的钱也没有丢失，却偷了很多个人物品，但是贵重物品和钱都没有失窃。 朱令丢失的个人物品清单(已确认)：(1)隐形眼镜小盒(2)口红(3)洗发液(4)浴液(5)水杯(暂时丢失，后来被孙维从床下找到) 以上丢失物品显示出，这是一场奇怪的盗窃案，盗窃者不是为了钱财，而是为了铊毒受害者朱令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个人用品。在朱令丢失和暂时丢失的物品中，有三种刚好与朱令的明显铊中毒反应形成对应，不难推断这几样丢失的物品就是投毒渠道，因极有可能还残留有铊，凶手不得不把它们偷走。 那么在朱令离校住院的将近两个月时间里，凶手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处理朱令的这些物品，她为什么没有处理？一位网友分析得好：那时一直没有查出朱令的病因，也就没有人想到会是投毒，如果朱令最终因“怪病”死去，谁会想到要去检验她的私人物品呢？如果朱令的亲属来清理“遗物”，发现少了东西，反而引起怀疑，因此凶手那时实在没必要“多此一举”。可是4月底，突然被告知查出了病因，并且立了案，这下凶手紧张起来，想到自己下毒的物品里可能还残留有铊，她必须赶在公安到来之前，果断迅速销毁这些对她极为不利的证据，因为根据这些铊残留物可以断定投毒就发生在宿舍内。 3.人为的装饰：人们来到114女生宿舍，看到地上洒的钱，第一反应会是：哦，这里刚刚发生了盗窃案，盗窃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钱，当然有可能顺便偷走了一些生活物品。然而当仔细清点时却发现：宿舍里的人一分钱没丢！包括久已离开宿舍的朱令本人分别放在三处的六百多元钞票和100元的饭票，不失一厘地留在原处，洒在地上的钱显然不是宿舍人员原有的钱。 那么这些钱是谁的？这些钱是哪儿来的？显然是盗窃者自己带进这个宿舍的，其目的是为了两个：(1)掩饰真正的盗窃目的——朱令的私人物品；(2)转移视线，让人以为是宿舍外面的人干的。这些洒在地上的钱显然是用来装饰用的，为了伪造盗窃现场。 4.“内贼”与“外贼”的区别：盗窃者本可以悄悄地把朱令的物品拿走，神不知鬼不觉地让这些东西消失掉，估计仍会像她投毒一样始终无人察觉；但是她要偷三件以上物品(因为她尝试了多种渠道)，而且是大件(洗发液瓶、浴液瓶)、明显的物品，丢了肯定会被人发现、令人惊讶、进而引起怀疑，如果朱令的多种私人物品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谁能顺利、及时、准确又不被察觉地拿走这些东西呢？警察当然首先要怀疑同宿舍的人，因为只有她们才能做到这样。 要让这些东西消失掉，还要让这些东西合理地消失掉就成了盗窃者要考虑的问题；她最先考虑的就是如何让人以为盗窃的目的是钱，可能顺便将一些个人物品也盗走了，而且是一个外边的人干的。于是她故布疑阵，把钱撒得满地，以掩饰其真正的盗窃目的，并把盗窃者的身份引向宿舍外。她想得周到仔细，做得也果断及时，但她忘了“内贼”与“外贼”的区别。 一个“外贼”在做案时，有时由于情急也会翻箱倒柜地寻找钱物，把现场搞得凌乱不堪。但在这起宿舍盗窃案中，除了朱令的个人物品被准确地拿走外，其他女生的东西并未被翻动，显然盗窃时有明确的目标性。倘若是一个“外贼”来做案，即使钱掉在地上，怎么会对垂手可得的钞票视而不见，而去偷一些没有什么价值、且是他人用旧的物品？一个“外贼”是不会特意要告诉人们“这里发生了盗窃案”。一个“外贼”是不会如此“装饰盗窃现场”的，因为出了宿舍门，他就可以立即消失在人群里。而一个宿舍内发生了盗窃案，往往首先会怀疑内部的人，这对外贼更有利。故意想把怀疑对像引向“外贼”的心理和行为，只有“内贼”才会有，这样一起特殊盗窃案明显是一“内贼”所为，她就在与朱令同宿舍的三名女同学之中。 5.“普通贼”与“特殊贼”的区别：任何一个得逞的罪犯有其精明狡诈的一面，也有其幼稚失衡的一面。此刻盗窃者的精神祇高度集中在要让人以为是“外贼”而非“内贼”干的，却完全忘了“普通贼”和“特殊贼”的区别。几乎所有普通贼的盗窃目标都是钱和贵重物品，而在这个特殊的盗窃案中却恰恰没有钱和贵重物品的丢失，这已让人匪夷所思了；“内贼”又太想把“外人来偷钱”这一印象留给随后的警方调查者，于是她将钞票和硬币洒得满地都是，可她只忘了一样，应该适当盗走宿舍内的一些钱才自然。这不仅因为她是初犯，还因为她确实不是个“普通贼”。她偷得如此张扬，如此夸饰，反而弄巧成拙，欲盖弥彰，更加暴露出其盗窃的真实目的和意图。 综合以上所述，无论是盗窃时间、被盗物品、还是现场伪装，都明白无误地表明，这不是一起普通盗窃钱物的案子，而是专门针对朱令个人用品的盗窃案，其盗窃目的就是销毁投毒渠道和投毒物证，因此，宿舍盗窃案实际是一起销毁物证案，盗窃者可以确定就是投毒者。此外，销毁物证的行动同样是发生在宿舍内，再次证明投毒地点就在宿舍！综合以上所述，整个投毒过程从1994年10月至1995年3月，时间长达六个月、横跨两学期，投毒次数至少五次，通过三种不同渠道，再加上即时销赃的行动、特别是对盗窃现场的伪造，这一切均表明：凶手对宿舍情况极为熟悉，出入极为方便，非身边人不能为也，投毒者就在与朱令同宿舍的三名女生中间！ 清华大学投毒案发生至今已经十二年了，在这场穿越时空的越洋大调查中，许多当事人努力回忆，仔细对证，尽力还原当年的实际情况，但因年代久远，可能仍会有个别细节有所出入，但报告的主要观点均有事实依据，欢迎知情者进一步批评指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