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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限制国际教育机构可以招收的国际学生人数。澳大利亚政府去年8月宣布，计划为2025年新入学的留学生设定一个国家规划水平27万人，各个院校将各有招生人数限制。国家规划水平仍有待立法通过，包括高等教育以及职业教育和培训（VET）两大部门的招生规划。按照这一规划，2025年公共资助大学的新入学留学生人数上限将为14.5万人，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新入学留学生人数上限为9.5万人；其他大学和非大学高等教育机构的新入学留学生上限约为3万人。 昆士兰大学商学院讲师Natalie Peng博士说，限制国际学生配额的做法让海外学生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因为这个限额而担心“万一我申请被拒了怎么办？” 她说：“学生不喜欢这种不确定性。” 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公布后，教育部长杰森·克莱尔几乎立即向议会提交关于对留学生人数设置上限的立法。这项法案草案近日被听证，让这项法案再次成为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 根据草案，教育部长将被赋予权力，为课程和机构设定新国际学生入学人数的上限，该上限可能是40%。 昆士兰大学商学院讲师Natalie Peng博士说，虽然她所在的大学目前国际学生的配额还没有达到40%，似乎没有受到影响，但她认为，这将成为破坏澳大利亚国际教育行业的风向标。 “虽然昆士兰大学目前国际留学生的比例是低于40%的，但这个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包括海外学生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因为这个限额，然后40%的这个坎儿，所以他们会想，万一我申请被拒了怎么办？所以学生不喜欢这种不确定性。”“我们也知道，去年加拿大也实行了比较类似的政策，然后，从那之后留学生的申请数量一下子降低了40%，所以我们也担心类似的情况会在澳洲发生。” “因为这是一个风向标，就像我们这次说的40%的国际学生的比例，这也是个风向标。一旦政府制定一些政策之后，大家会从国外观望的时候会觉得，哦，这个是政府以后制定政策的一个方向，当国外的申请者看到这些政策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这是对于留学生不欢迎的一个信号。” 彭博士认为，疫情期间，政府已经没有给大学经济上的支持。而在疫情之后，大学才刚缓过一口气，又受到了这种可能被限制国际学生数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老师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且不得不转移进行科研的精力，去做一些行政方面的工作，以减少成本。这也让一些师资流向一些政府更为重视教育行业的国家和地区。 “我们非常的担心因为政府这项措施导致很多大学里面的工作会或者一些工作职位会被削减，包括一些对留学生支持的行政职位。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从19年开始，各个大学对于员工传达的信息就是要控制成本。控制成本的方式，包括我们所有的大学员工都在很努力地加大工作量，甚至限制自己的一些可利用的资源来帮大学撑下去，可是在这么长期下去的话，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因为疫情，大批资深的教授或者科研的领头人正在慢慢的离开教育这个行业。” 彭博士还认为，不应该让没有投票权的留学生成为政府转移社会注意力的替罪羊，也不应该在经济不好的时候首先缩减对教育行业的投入。 “这项草案其实对于租房市场压力的环境，包括一些基础设施发展跟不上的这些问题，都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问题。包括住房市场，我们都知道留学生可能只占据租房市场4%的比例限制。限制留学生的人数其实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这个是一个供需问题，供的问题没有解决，就在于建筑行业成本太高。如果我们只是从那4%的住房市场的比率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幅限制留学生入境，其实没有根本的解决这个问题。” 她还说：“感觉政府其实提出这项政策，不能否认是为了接下来六个月将发生的大选来造势，把一些矛盾转移给比较弱的人来承担，包括没有选票的留学生，包括教育行业，我们也发现其实澳洲的教育行业非常不容易，我们在一个人口这么少的地方，创造出这么多世界排名领先的大学，能让本地的学生能相对便宜、而且方便的方式在家门口就能上到世界优质的大学，而政府这个这项措施就是为了短期内些短期内的政治利益而牺牲教育，我觉得是非常的不长远的做法。” 彭博士说，这项草案如果实施，没有谁是赢家。“我不觉得谁会是真正的赢家，反而在长期来看，对于教育业的质量是非常沉重的打击。我们也发现，每次当经济受到冲击的时候，教育也都是首当其冲。从疫情开始的时候，因为国际留学生不能入镜，导致大学收入锐减，但是我们大学的员工员却没有收到jobseeker这样的政府补贴，疫情期间政府的态度就是你们自力更生。” 她呼吁政府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以便让澳大利亚人可以继续非常幸运地在家门口就可以接受优质的大学教育。 “这不仅是对于国际留学生比例和数额限制的一个问题，而且更体现出澳大利亚政府对整个教育行业的重视程度、投入，都是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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