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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道歉日来历 国家道歉日（英文：NationalSorry Day）是自1998年起，每年5月26日在澳大利亚举行的纪念日，其并非官方假日。国家道歉日是为了纪念过去澳大利亚政府对澳大利亚原住民儿童的伤害。 从1880年代至196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以改善原住民儿童智力为由，把原住民儿童强制安置到抚养机构或白人家庭中。并且销毁原住民儿童亲生父母的资料，以防止他们寻找亲人。 估计有逾10万儿童被强制安置，但是确切数字无法统计。这批被重新安置的儿童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 1997年4月，澳大利亚人权和平等权利委员会发表了名为《带他们回家》（Bringing them home）的报告，披露了这个原住民儿童重新安置计划。并在1998年5月26日设立“国家道歉日”，举行各种活动，以让对此事有责任的组织道歉。 此纪念日每年举行一次，直到2004年。2005年，纪念日被改名为国家疗伤日。但是，在2005年9月国家道歉日委员会恢复其原有名称。 ENIAR（欧洲澳大利亚原住民人权网）从2005年开始在伦敦举行每年一度的国家道歉日。 2005年在伦敦举行的纪念日是首次在澳大利亚以外举行，以提高人们对原住民在英国情况的认识。纪念日包括原住民与非原住民澳大利亚人的演出和演讲，将英国国民与澳大利亚原住民联系在一起。 澳大利亚在每年的5月26日纪念全国道歉日（National Sorry Day），纪念并承认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受到的虐待，他们在童年时被强行带离家庭和社区，亦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 儿童被带走是因为当时的官方法律和政府政策，其目的是将原住民人口同化入非原住民社区。 这些孩子们被重新命名，被迫停止说他们的母语，并被告知他们的父母不要他们了。 这些政策一直有效到20世纪70年代，至今仍有许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在寻找失去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澳大利亚首个全国道歉日是在25年前举行的，以纪念《带他们回家》报告提交给联邦议会一周年。 该报告发现强行带走原住民儿童对“被偷走的一代”的幸存者及其家庭造成了终生的影响。 十年后，即2008年2月，时任总理陆克文向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正式道歉；向“被偷走的一代”道歉。 瓦拉宾迪女士说，她记得在国家道歉日那天与她的母亲交谈。 “她只是非常高兴这终于发生了，”她说。“这并没有改变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但这意味着在全国范围内都承认发生了这种事情。 “它承认了很多人经历的痛苦和创伤。” 原住民与殖民者 被偷走的一代 “被偷走的一代"是澳大利亚政府于1910年~1970年期间所实行的“同化政策”所影响的一代人。 1910年，澳大利亚白人政府施行“同化政策”，认为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低贱无知”及“将会消失” 以改善土著儿童生活为由，强行将10万名澳大利亚原住民儿童家人身边强行带走，永久性地带往白人家庭或者政府机构照顾，接受白人的教育。他们稍大一点被送到女童和男童收养营；另一些肤色较浅的孩子则被送到白人家中收养。 这些子女与父母长期分离，许多人被禁止使用传统语言，只能讲英语；禁止穿本族服饰，被迫学习白人的语言和生活方式。 这10万被抢走的儿童，普遍遭受体罚、虐待、疾病，不少人无声无息地死去。幸存长大的，长期遭受歧视，或性侵犯，在心理及生理上均严重受创，因此他们很容易自卑，沮丧。 由于缺少父母和自然成长环境的关爱，既难以融入白人社会，也难以回归本族文化。他们的犯罪率、自杀率、吸毒率、失业率、精神疾病率，远远高于全澳同代人的平均水平。 这项政策直到1970年才被废除。 澳大利亚土著人领袖多德森认为，今天的澳大利亚土著人社会变得畸形。土著人家庭破碎、酗酒和吸毒的现象非常普遍。土著人青少年犯罪率比澳大利亚青少年平均犯罪率高30多倍，土著人群体自杀率也是澳大利亚各个族群中最高的。 每个故事都蕴含着各自小小的悲剧，而这些悲剧加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民族的悲剧。 1980年，一家名为 Link-Up 的机构在新南威尔士州成立，专门为土著寻亲服务。 1994年，600多名土著儿童后代，在达尔文召开“回家会议”，讨论寻求补偿问题。 1997年，澳大利亚人权与机会平等委员会发布名为《带他们回家》的报告，披露了澳大利亚当年土著人儿童被带走的事实，引起了世人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明确指出这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运动，严重损害了原住民合法利益，是一场赤裸裸地歧视与不公行为。建议政府对“被偷走的一代”作出补偿。 1998年5月26日，全澳举行了第一次全国道歉日活动。当时的总理约翰·霍华德拒绝道歉。 1999年8月26日，霍华德总理提出了一项和解动议，其中包括"对澳大利亚土著人在过去几代人的做法下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以及许多土著人继续因此遭受的伤害和创伤，深表遗憾"。 2008年，澳洲政府才正式对土著人民道歉，澳洲总理陆克文，在全球的注视下，向土著人民连说了三个“对不起” 道歉无法抹去原住民所遭受的伤害。 历经几代人的强制同化，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原住民社会不断萎缩，某种意义上遭受种族和文化的灭绝。当今占澳大利亚人口2.7%、45万名原住民平均寿命较短，婴儿死亡率、失学率、犯罪率与失业率居高不下。 被偷走的一代，被偷走的，何止是亲情与血缘，还有原住民身份的认同和文化的传承。文化断层所造成的时空错位，至今还是庞大的阴影。 25年了，许多原住民仍然被问“我为什么要道歉？” 当莫妮卡·瓦拉宾迪（Monica Wallabindi）的母亲只有两岁大的时候，她被从位于西澳州杰拉尔顿郊区的她家棚屋中偷走。 她有九个兄弟姐妹，一家人当时住在一个有土炕、没有自来水的铁皮矮屋里。尽管她的家庭面临着各种挑战，但是兄弟姐妹们仍然喜欢在一起，制作玩偶，玩娃娃。他们利用现有的东西，经常用旧玻璃瓶或啤酒瓶制作玩偶，并用废旧面粉袋或旧抹布包裹起来。 1959年11月4日，这些孩子们被强行带离家，他们心爱的自制玩具被毫不留情地丢弃了。 瓦拉宾迪女士是一位来自珀斯的自豪的 Wadandi Bibbulmun Noongar族女性，过去20年中一直居住在堪培拉。 她是一名歌手，利用她的平台来分享她的家庭故事。最近，她写了《啤酒瓶宝宝》这首歌，是从一位长者给她的一份旧政府报告中获得的灵感。 她说：“这份政府报告记录了我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被带离家，并谈到了这整个过程。 “看到政府文件中白纸黑字写着我家庭历史的那一部分，而且我所爱的人被以这样一种理性的方式谈论，真的让我动容。” 该文件详细说明了这10个孩子是如何被分离并被送往该国不同地区的。 文件还提到，他们心爱的玩具当时就被扔进了垃圾桶。 瓦拉宾迪女士回顾了她了解其家族历史的经历，并说她此后感到更有必要分享这些故事并与他人进行对话。她说：“这并不是要让任何人感到个人有罪或有责任，或把责任推给现在在这里的人。”“这只是为了了解我们的过去，我们在澳大利亚的集体过去。我认为，了解这一点是每个澳大利亚人的责任。 "我为什么要道歉？” 但瓦拉宾迪女士说，每年这个时候，澳大利亚原住民可能会遭受来自更广泛社区的评论和辱骂。 她说，她听到许多人质疑他们为什么要道歉，他们会问：“我为什么要道歉？我与此事无关，我的祖先与此事也无关”，或者“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为什么要道歉？” “这事关承认它的发生，”瓦拉宾迪女士说。“你的祖先是否参与其中并不重要。” 前橄榄球联盟明星、自豪的Wiradjuri族女性卡特里娜·范宁说，全国道歉日是要有同情心。她说：“在我们历史上有悲剧的地方，有苦难的地方，我对这些人怀有感情。” 范宁女士说，向他人提供支持不应局限于你个人伤害到的人。 “我没有造成过干旱，也没有参加过战争，但我对澳大利亚同胞所经历的这些情况以及他们为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而做出的牺牲感同身受。” 范宁女士说，她对那些不承认“被偷走的一代”或不想道歉的人感到悲伤，因为他们不能够理解澳大利亚的这段共同历史。 她说：“他们不明白，整个社会的人体现了什么是澳大利亚人，要有韧性、坚强、有尊严和自豪感。 “我觉得他们错过成为澳大利亚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相反的情况。” 范宁女士说，她的家人也曾遭遇过类似的不想道歉的言论，但他们倾向于不作出反应。 她说：“他们生活在一个如果作出反应会让他们被逮捕、被禁止进入城镇、被禁止进入学校的时代。 “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熬炼。我看到了他们不得不背负的东西，以及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得不背负的负担。” 进行对话 莫里斯·沃克最初来自昆士兰的沃拉宾达，现在他将时间投入到堪培拉的原住民社区。他说，他的父母和祖先被带离了他们的家园，之后在昆士兰定居了下来。沃克先生说，纪念全国道歉日很重要，因为它承认政府政策造成的创伤和痛苦。“它创造了一种感觉，即政府承认他们做错了，”他说。 但沃克先生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人要进行公开对话，让人们提出问题，而不是让道听途说或无稽之谈继续传播。 沃克先生回忆说，有一次他在一家酒吧担任人群控制员，无意中听到一群人在讨论原住民失去他们的文化和语言。 “我把他们拉过来，问：‘这是个有趣的对话，你从哪里听到的？ “我想有时候归根结底是人们没有花时间去理解为什么原住民会有这样的行为。”“过去的一些事情是无法忘记的”瓦拉宾迪女士同意，了解和教育他人过去的重大事件，如“被偷走的一代”，对于解决对全国道歉日的误解或负面看法很重要。瓦拉宾迪女士说：“我无法理解你怎么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这片被照顾了数万年的土地上，而不至少尽到你的责任去了解我们共同的历史 。” 范宁女士说，向前迈进的一个最佳方式是通过教育和讲明真相。 “我想，对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来说，一直到最近，我们的学校课程、我们的教育系统，甚至我们的社会准则和什么是可以谈论的，实际上都削弱了我们所有人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能力以及这些事情的影响，”她说。 沃克先生说，他理解当今社会的人们没有参与过去的行动，但了解过去仍然是一个重要步骤。 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是无法忘记的，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父母切身经历了这种创伤，并且传给了作为孩子的我们。” 原住民之声需要“全新的谈判水平” 作为一个国家，澳大利亚不久将不得不就在议会中设立原住民之声机构是否应被写入宪法进行投票。 但沃克先生说，重要的是要解决原住民之声如何与过去的其他机构不同，以确保其成功。 “在人们相信这个机构会有什么不同之前，需要进行一个全新的谈判，”他说。范宁女士说，她希望公投将有助于将原住民的声音带到谈判桌前。 她说，在过去，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没有机会选择一个最高级别代表，在影响他们的问题上代表这个社区。 “通过嵌入一些不会随政府或选举周期的变化而变化，而是有保障的东西，将帮助我们解决长期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只在一次选举或资助周期内解决，”她说。 “说实话，继续按照我们几百年来的方式做事，并期望有不同的结果是不够的。”
文章转载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中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