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胡同南锣鼓巷

南锣鼓巷史话里，你不仅能融入老北京的历史风情，而且还可以享受时尚现代的文化服务。徜徉于这片具有浓郁北京『原生态』气息的古老街巷中，你能切身感受到近八百年历史的波澜壮阔；穿越条条胡同，你仿佛触摸到元明以来的悠悠历史。近年来汇集的多家酒吧、特色店、艺术工作室又是你休闲娱乐的绝佳选择。古老与现代的和谐统一，是南锣鼓巷最大的魅力……

锣鼓巷历史

锣鼓巷在元大都“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城市格局中，南锣鼓巷是“后市”的组成部分。元代，以南锣鼓巷为轴线，东侧地区属昭回坊，西侧地区属靖恭坊。明代属昭回靖恭坊。清代乾隆年间属镶黄旗，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属内左三区。民国时期属内五区。

南锣鼓巷南北走向，东西各有8条胡同整齐排列着，呈“鱼骨状”，延续自古以来的“棋盘式”格局，整个街区犹如一条大蜈蚣，所以又称蜈蚣街。据说以前在南锣鼓巷的最北处有两眼古井，恰好就成了这条蜈蚣的两只眼睛。这种整体肌理的胡同、四合院形态，正是元大都棋盘式城市建筑格局的具象体现。

南锣鼓巷街区北边是鼓楼东大街，南边是地安门东大街，西边是地安门外大街，东边是交道口南大街。由这4条街围合的这块长方形地块，正是元大都的两个坊。以南锣鼓巷为界，东面是“昭回坊”，西边是“靖恭坊”，南锣鼓巷是两坊间的分界巷。

南锣鼓巷周围胡同介绍从南向北，西面的8条胡同是福祥胡同、蓑衣胡同、雨儿胡同、帽儿胡同、景阳胡同、沙井胡同、黑芝麻胡同、前鼓楼苑胡同、后鼓楼苑胡同、南下洼子胡同等；东边的8条胡同是炒豆胡同、板厂胡同、东棉花胡同、北兵马司胡同、秦老胡同、前圆恩寺胡同、后圆恩寺胡同、菊儿胡同。这些胡同在元朝时没有名称，名称是明朝以后逐渐演变来的。比如菊儿胡同，明代叫局儿胡同，后来改称橘儿胡同，清代宣统时才称菊儿胡同，后延续至今。

里坊是中国古代居住区组织的基本单位，也是城市规划建设的基本单位。在先秦称为“里”、“闾”或“闾里”。从北魏开始，出现了“坊”的称呼。元大都规划设计时仍延续了里坊制，全城分为50坊，坊与坊之间是宽阔平直的街巷，犹如棋盘。明朝时，将北京划为28坊，两坊合并称“昭回靖恭坊”。清代属镶黄旗。元大都里坊构造在800多年的历史变迁中，也已面目全非，但是，南锣鼓巷地区却还极为完整地保存着元大都里坊的历史遗存。胡同格局那么完整，胡同里各种形制的府邸、宅院多姿多彩。

僧格林沁王府 折叠

进南锣鼓巷南口东面的第一条胡同，是炒豆胡同。炒豆胡同西口不远77号门旁，南锣鼓巷图2标有东城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上写“僧王府”。僧王府是清代僧格林沁的王府。

僧格林沁是蒙古科尔沁旗人，1825年袭封科尔沁郡王，1855年晋封亲王。他能征善战，但在历史上却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1859年在大沽海战中他督军奋战，大败英法联军。1863年后又受命剿捻，在山东、河南、安徽镇压捻军。1865年5月，率部在山东曹州与捻军激战中阵亡。死后，其子伯彦诺谟诂承袭亲王爵，因而这一带的老住户，还称这所府址为“伯王府”，伯王曾任御前大臣，做过光绪的“谙达”（老师），教光绪骑射。

原僧王府规模很大，前门在炒豆胡同，后门在板厂胡同，纵跨两个胡同。王府分中、东、西三路，各有四进。其中东路除正院外，还有东院四进，组成一个很大的建筑群。

民国后，府第被亲王的后代逐渐拍卖，被分成了许多院落。炒豆胡同71号至77号（单号），板厂胡同30号至34号（双号），都是原王府的范围。[2]

炒豆胡同西口是僧格林沁家的祠堂，也是一组很大的建筑。祠堂和王府建在一条胡同，在清朝是不多见的。这里被改建为“侣松园宾馆”。像这样幽静秀雅、古香古色的四合院宾馆，在北京也是不多见的。

靳云鹏旧宅 折叠

顺着南锣南锣鼓巷再往北走，东边的第三条胡同是东棉花胡同。进口不远路北就是中外闻名的中央戏剧学院，作为中国学习舞台和影视表演的顶级学府，其占地面积真不算大，包括实验剧场，只占东棉花胡同和北兵马司胡同之间西部的一部分。中央戏剧学院原是段祺瑞政府陆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靳云鹏的旧宅。这里培养了中国一代代的话剧与影视明星。陈宝国、陈道明、姜文、巩俐、章子怡……都曾在这里学习生活。

靳云鹏买下这里后，拆除了部分四合院，建了几座西式楼房。1921年年底，靳云鹏辞职后，长期在天津居住。上世纪60年代，院里仍有几处旧楼，当时作为办公楼和单身教师宿舍。又过去了40年，旧建筑已全部拆除，靳宅早已无迹可觅。

蒋介石行辕 折叠

出了茅盾故居再往东南锣鼓巷走，隔不多几个门，看到一个很大的院落，是圆恩寺胡同7号。这里原是清代庆亲王次子的府邸，建筑为中西合璧式，既有四合院，又有西洋楼房，还有很大的花园。园中有西式拱形圆亭、喷泉，又有来自圆明园的刻石，同样是中西合璧。这所宅子也是几易其主，民国时曾卖给法国人，抗战胜利后，成为蒋介石的行辕，蒋介石来北平即下榻于此。解放后，此处曾先后成为中共中央华北局办公处、南斯拉夫大使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现是友好宾馆。

菊儿胡同 折叠

菊儿胡同是南锣鼓巷最北头东边的一条胡同。说他名扬中外，是因为建筑大师吴良镛主持设计的菊儿胡同危房改造工程，1992年被南锣鼓巷

南锣鼓巷

亚洲建筑协会授予“亚洲建筑金奖”，1993年又被授予“世界人居奖”。

在胡同中部，北边有一片2至3层的楼房，黑瓦白墙，围合成一个个小院落，既有江南民居的秀丽，又有老北京四合院的神韵，和周围的建筑风格也十分协调，这就是改造后的菊儿胡同新四合院。吴良镛教授根据“有机更新”的城市规划理论，认为旧城改造，要保留好的和有历史价值的建筑，修缮虽已破旧但尚可利用的建筑，拆除破旧危房，逐步过渡，既保留历史文脉的延续，又形成有机的整体环境。这些新四合院兼有单元式公寓楼房私密性强，和院落式住宅邻里感强的双重特点，他与旧的胡同格局有机地统一起来，保护了古都风貌，是北京旧城改造的一个成功的探索

荣禄宅邸 折叠

菊儿胡同东口，3号、5号、7号和寿比胡同6号，是清代直隶总督、兵部尚书荣禄的宅邸。原宅很大，分为三部分，西部是西式楼房，中为花园，东部为五进的中式四合院。此宅，解放后一部分曾作为阿富汗大使馆，后又被划为几部分，改为职工宿舍，格局已被破坏，保护状况较差。

南锣鼓巷的石狮子

1990年，南锣鼓巷被列为北京市第一批历史文化保护区后，北京市东城区投入大量资金，对其进行多次整修和环境综合整治，希望它依托胡同、四合院的历史人文特色成为中外游客来到北京必去参观的一景。如今，南锣鼓巷确实已经变得人声鼎沸，但历史中的胡同、四合院却已不复存在了。

之所以南锣鼓巷如此名声大噪，正是因为在这不到一公里长的胡同中，浓缩着北京这座古都七百多年的历史。

元大都里坊的历史遗存

南锣鼓巷全长786米，南北走向，北抵鼓楼东大街，南至平安大街，始建于元朝。元大都位于现今长安街以北，复兴门、西直门以东，北土城路以南，东直门、建国门以西，合围筑城，至今约740年。元大都内建起皇宫、皇城的同时，延续了唐朝时的里坊制，将全城以棋格状分割成50个坊。现在的南锣鼓巷街区北边是鼓楼东大街，南边是地安门东大街，西边是地安门外大街，东边是交道口南大街。由这四条街围合的这块长方形地块，正是元大都的两个坊。以现在的南锣鼓巷为界,东面是“昭回坊”，西边是“靖恭坊”，南锣鼓巷是两坊间的分界巷。在元大都“左祖右社, 面朝后市”的城市格局中, 南锣鼓巷是“后市”的组成部分。元大都里坊构造在近八百年的历史变迁中早已面目全非，但是南锣鼓巷地区却还极为完整地保存着元大都里坊的历史遗存。

明代时，北京内城被分为28坊，“昭回”“靖恭”二坊合并，称“昭回靖恭坊”，南锣鼓巷是该坊的南北中心线。清廷接管北京古城，采用的是以八旗“拱卫宸极”，汉民被驱迁至前门外南城，由八旗分区替代以拱卫皇城。皇城外东北域城区由镶黄旗拱卫，包括其中的南锣鼓巷。

南锣鼓巷东西各有八条胡同整齐排列着，呈“鱼骨状”, 又如同一条“蜈蚣”。因此, 南锣鼓巷也称“蜈蚣巷”。从南向北，西面的八条胡同是福祥胡同、蓑衣胡同、雨儿胡同、帽儿胡同、景阳胡同、沙井胡同、黑芝麻胡同、前鼓楼苑胡同；东边的八条胡同是炒豆胡同、板厂胡同、东棉花胡同、北兵马司胡同、秦老胡同、前圆恩寺胡同、后圆恩寺胡同、菊儿胡同。这些胡同名称是明朝以后逐渐演变来的。比如菊儿胡同，明代叫局儿胡同，后来改称橘儿胡同，清代宣统时才称菊儿胡同，延续至今。

南锣鼓巷之名的起源也有多种说法，其一，此地多为锣鼓商，又地处北锣鼓巷之南，因而得名。而明《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就将此处称为锣锅巷。关于这一名称的由来也有两种说法：一认为有驼背者住此，巷以人名；一认为此巷路面中间高，两端低，形如锣锅。后《清乾隆十年京城全图》，将“锣锅”改为“锣鼓”。民国后一直沿称锣鼓巷。“文革”中一度改称“辉煌街”，后恢复原名。

南锣鼓巷的达官贵人

紧依皇城根的南锣鼓巷自然成为历代官宦贵胄的居住地。南锣鼓巷中，现今保存下来的历史最长的故居当属明末叛将洪承畴的宅院。1641年春，为挽救辽东危局，明廷派遣时任蓟辽总督的洪承畴率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玉田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即所谓八总兵兵马，领精锐十三万，集结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市）与清兵会战。1642年洪被俘降清，助清兵入京后，顺治帝对洪承畴十分器重，以洪承畴仕明时的原职衔任命他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入内院佐理军务，授秘书院大学士， 成为清朝首位汉人宰相。洪承畴建议清采纳许多明朝的典章制度，献计甚多，大多被顺治帝采纳，加以推行，并多次率兵镇压抗清义军。1658年，洪承畴与吴三桂、卓布泰攻陷昆明，平定云南。次年，洪承畴因年老体衰、目疾加剧，请求回京。回京后，他所居住的正是现今南锣鼓巷59号的宅院。

洪府按一品大员豪宅规模建于清初，原宅大门在靠近前海的方砖厂胡同，后门在南锣鼓巷，占据黑芝麻胡同与沙井胡同之间的大片地界。岁月变迁，现已变成10多个独立四合院和平房大杂院。这“洪家大门”不合时宜地夹在南锣鼓巷临街的商铺之中，院内为洪氏家祠，仅存北房三间，闭门谢绝参观。

横跨炒豆胡同71号至77号、板厂胡同30号至34号的僧格林沁王府则是南锣鼓巷唯一一座王府级别的大宅。晚清时期，由于太平天国的兴起,湘军和淮军取代八旗、绿营,成为清朝军队的主干，僧格林沁大概算是满清最后一个彪悍征战的旗人将领。1825年，僧格林沁承袭科尔沁郡王，先后参与对太平天国、英法联军等战争，军功卓著，加封亲王、食双俸。

1826年，僧格林沁出银6690两认买了前任杭州织造福德入官的房屋117间，进行改建，与西部的原府连在一起，构成由东、中、西三所四进院，由原本的郡王府扩建改建成了亲王府。

1865年5月，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剿捻的激战中死于乱兵之中，终年55岁。其灵柩运回北京后，同治皇帝陪同慈安、慈禧两位皇太后曾到府中祭奠。此后，家道中落，其曾孙阿穆尔灵圭死后因欠族中赡养费而被控告，法院受理公开拍卖了“僧王府”。

该府中的51间房屋以10500块大洋被朱家买进，东所一部分为阿穆尔灵圭之子和琳自住，其余卖给了西北军。1954年社会主义改造，政府以人口限制住房面积，朱家将大部分房屋被动出让给煤炭部，自家只留了16间半房屋的一个院落，即板厂胡同34号。此朱家仍是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后人，著名史学家朱家溍便生于此地。

除此之外，皇太极四子辅国公叶布舒、大清最后一个皇后婉容、清末大学士文煜、“后党”的中坚人物荣禄、内务府大臣奎俊、清末将军凤山、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伪军司令张兰峰、代理国务总理靳云鹏等清代及民国高官都在此居住过。这些老宅的保存并不完整，有些甚至遭到严重的破坏，早已面目全非。现在这些宅院多为民居大杂院以及一些政府办公机构，并不对外开放。

一条畸形的北京胡同

对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来说，北京的大多数胡同在经过了“文革”的损毁，唐山大地震的洗礼后，都不再有太大的差异。只能通过一些残留下来的拱门砖雕、照壁、影壁、门墩等，还能够依稀感受到这里原有的辉煌。

“文革”期间，南锣鼓巷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毁坏，胡同里的门墩、牌楼、砖雕、女儿墙、石碑等均遭受到破坏，所受损失难有精确数据。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北京受到影响，大量房屋倒塌，道路受损。南锣鼓巷中的很多居民也因自己房屋倒塌，而住进搭建的简易棚。房屋修好后，居民们搬回原来的住宅，但是临时简易棚没有拆掉，致使很多四合院的格局遭到破坏。

虽然南锣鼓巷在上世纪90年代初便入选了北京旧城25个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而且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在菊儿胡同主持设计的四合院还得了个“世界人居奖”，但没能打破这些大杂院中老北京人宁静的生活。穿行其中，夏天一棵棵繁茂的古树将整条胡同都笼罩在树阴下，树下一些乘凉的老人下着象棋，邻里间客气且亲切的问候，时不时还有一阵阵鸽哨声飘荡其间；冬天，一根根铁皮烟囱从窗户或房檐伸出来，长的不过一米，短的只有十几厘米，冒出浓浓的白烟，透过结满冰霜的窗户，都能感到屋中的温暖；不时一辆自行车骑过，清脆的车铃声驱赶着追逐嬉戏的半大孩子。

2000年后，南锣鼓巷的南端，围绕中央戏剧学院附近，率先出现了一些在院落中经营的小酒吧、咖啡馆，坐在安静整洁的小院中，聊聊天、喝杯咖啡，确实是件很惬意的事。

让人没想到的是，来自世界各地富有商业头脑的人们便盯上了南锣鼓巷这片“棋盘式”格局的四合院建筑群落，很多民居一夜间成了商铺。2006年开始，东城区政府更是斥资三亿，对南锣鼓巷进行修缮，还铺设了一条仿古石砖路。使这条百年来幽静的老巷，彻底变成了人声鼎沸的商业街。

无论是从鼓楼东大街的北口，还是从平安大街的南口，一进入南锣鼓巷，便是人挤人黑压压一片，两旁商铺林立，但几乎和游客们慕名而来想要见到的老北京文化全无关系。吃着泡芙、奶茶、章鱼丸的外地游客们，满眼充斥的都是早已被符号化的廉价旅游纪念品。几乎所有名宅大院，也被稀奇古怪、不中不洋的店铺招牌所包裹。

据说，南锣鼓巷的租金几年来几乎是一年翻一倍。以至于原本这里的老住户都成了房东，一间间临街的老房子，现在都成了摇钱树。

胡同中的人不在了，宅院也不见了，京腔京韵更是听不到了，剩下的只是一个为发展旅游而复制出的商业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