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媒“在澳中国留学生涉嫌间谍”报道引起轩然大波，《华厦周报》记者对话作者，他说：

“间谍”一词不是我的原意

（本报记者尤乙同 实习生李曼午报道）4月21日，澳大利亚最大的两家都市报《时代报》和《悉尼先驱晨报》同时刊登了澳大利亚著名记者约翰•加内特的一篇名为《中国间谍盯上澳洲顶尖高校》的报道。该报道称某些中国在澳大学生从事情报搜集活动。对此，中国政府、媒体、民间、在澳中国留学生均表强烈抗议。（详见本报上期深度报道《中国间谍潜伏澳洲高校？》）

然而，事实究竟如何？间谍真的存在吗？约翰•加内特又是何许人也？他的报道是否有其他目的呢？华厦记者通过各种渠道试图联系约翰•加内特，最终获得他的邮件回复并对他进行了面对面的独家采访。

 

我是高安西

1985年，约翰•加内特12岁，父亲罗斯•加内特担任驻中国大使，那是约翰第一次来到中国。从那时起，他就有了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高安西；他还有个弟弟叫高安东。高安西还记得当年一家人就住在北京的“东直门外大街”，后来迁到了丽都饭店。当他说起这两个地名，还带着满口京腔。他说自己很怀念那段日子，去池塘抓青蛙，捞蝌蚪；去长城野餐；去颐和园和明十三陵郊游是儿时的“必修课”。二十年后，他带着爱人“故地重游”，“中国是个有趣的地方，我和Tara都很喜欢它。特别对一个记者来说，这里有太多值得记录却没有被发现的故事。”

2007年，他32岁，在自己的申请下以《悉尼先驱晨报》驻中国记者身份第二次来到中国。此时的中国，与20年前有着天翻地覆的差别。刚下飞机的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机场高速公路取代了崎岖不平的混泥土小路；北京东北边儿丽都饭店附近12年前的麦田早已变成一片草地，没有了当年的蝌蚪青蛙。

起初的几周，他开始努力学习中文，然而除了中文，他还有太多的东西要学习。在北京光鲜的外表下，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在萌芽；那种暗暗涌动的改变正在这个国家悄然而至。“与12年前相比，我看到了很多改变，中国人能够接受到更好的教育，信息更开放，他们也更自信了，开始对一些事情有自己的看法。” 约翰认为，中国的宣传和审查的制度对记者并不有利，但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仍然诞生了一批值得敬佩的媒体。

驻北京六年间，记者高安西在中国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读了不同的历史。他大量报道中国农村农民对土地的抗争；深入汶川地震，讲述了这个灾难背后的矛盾与纠结；他“深入摸底”中国政界，刊出大量中国政界权贵内幕；因“薄熙来事件”一鸣惊人，备受纽约书评和星期日泰晤士报赞誉；2009年，因“力拓老板胡士泰间谍案”获得澳大利亚新闻界最高奖项沃尔克雷新闻奖……

2013年，北京的雾霾让有两个孩子的高安西不得不提前放弃驻站中国的计划。“我终有一天要回到我的家乡，但我提前回来的最主要原因是环境污染。我需要为孩子们的健康着想。”

“在中国的六年间，城市没有太大的变化，楼房还伫立在那里，而变化最大的是人。其中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公民意识的萌芽。社交媒体的兴盛使人们的沟通交流跨越了家庭和工作的范围，推动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前进。”高安西告诉《华厦周报》记者。

 

一篇文章引起的风波

2013年六月，高安西返回澳大利亚，从今年3月31日起担任《时代报》高级记者（亚太编辑）。

2014年4月21日，一篇名为《中国间谍盯上澳洲顶尖高校》的文章被很多中国网站疯传。该报道刊发当日，墨尔本大学和莫纳什大学中国学生会在官方微博上发表声明称此文章不具实质性证据；次日，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发消息称报道记者严重歪曲事实，极大地伤害了中国留学生的感情；同时，《环球时报》评论道“澳媒热炒‘中国间谍’话题，是美澳情报系统危机公关一部分……”

与此同时，怀疑、愤怒、指责蜂拥而至。短短几天内，高安西收到了数封来自中国留学生的邮件。“在澳大利亚，我们是少数族群，我们不指望你们的政府代表我们的利益，我们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政府。我们离祖国千里远，时时刻刻怀着对家乡的思念。你不知道我们是多么期望来自家乡的问候和中国政府的关怀。”这是一封留学生发来的邮件，他把这段内容写在了第二篇报道中。

4月25日，高安西在《时代报》上刊发了第二篇报道《中国母亲的守望者们》。该文近两千字，特稿刊出。继续对中国“间谍”一事“深入挖掘”。然而，并无中文媒体翻译此稿，在华人中的影响力远不及前一篇。该文中，高安西先回顾了中国政府、媒体以及学生对第一篇文章的态度，进而引用澳大利亚外交官梅卓琳和中国前外交人员杨恒均的话，继续支持关于中国学生在“迎接到访领导、阻隔抗议团体以及搜集情报方面”的“积极作用”的说法。同时，他在文中提到两名中国人因在澳的某些言论受到中国政府质询。

报道引用了澳大利亚外交官梅卓琳的话说，1973年，她在堪培拉时目睹了中国大使馆如何紧密控制第一个学生团体。在第一篇文章中，约翰也引用了梅卓琳的一句话：“中国外交任务之一就是盯紧她的每一位海内外公民。”为证实报道真实性，本报记者联系了梅卓琳本人。梅卓琳表示她确实在1973年间与在堪培拉的中国留学生有过比较深入的沟通，那时的中国外交部门也的确和学生有紧密的联系。但那是40年前的事了，现在什么情况她并不了解。她同时告诉《华厦周报》记者，自己要澄清的另一个问题是她和约翰谈到的是中国政府希望掌握学生的一切活动，和“间谍”没有任何关系。并且她认为这样的事情从某种程度说不算特例，每个政府都希望知道自己国民在其他国家的情况。她清楚地记得就在不久前，《澳大利亚人报》刊出过马来西亚政府尽可能全面掌握马来西亚留学生情况的报道。“就算中国政府这样做，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梅卓琳再次向《华厦周报》记者说明。

高安西的第一篇文章引用了陈用林的话来支持学生是“情报提供者”这一观点。陈用林是前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一等秘书，在2005年5月26日离馆出走并于2005年6月4日悉尼六四天安门事件纪念活动中公开露面。陈用林的出走在当时轰动一时，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曾给予极大的关注，并引来各国传媒争相报道。中国政府事后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澳洲政府发出保护签证给陈用林”。

第二篇文章中的另一位受访者杨恒均是著名时事评论家，网络作家与学者。关心内地社会，经常写短文揭批时弊，其文章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中文维基百科上的介绍显示，曾有评论称杨恒均因在博客上支持“中国茉莉花革命”而被政府拘留，但该消息被杨恒均否定。

 

高安西：“我并没有说‘间谍’这一词，我也无意激怒中国留学生”

《华厦周报》记者对话高安西，内容如下：

 

问：你能否谈谈当时怎么打算写这样一篇文章以及撰写这篇文章的过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目的？

答：我是几年前就接触到这方面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有的来自朋友，有的来自熟人。但直到上个月，我觉得这个信息量足够，话题比较成熟的时候才开始动笔。我没有什么特殊的目的，只是报道事实而已。

 

问：你的采访中涉及到一些人，比如陈用林，杨恒均等。这些人从某种程度上被中国政府定义为对中国政府“不友好”。你认为引用这些人的话做依据是一篇平衡的报道吗？

答：我认为这是一篇平衡的报道。首先，这些人对中国政府“不友好”这种说法是中国政府定义的，我想大部分人并不这么界定。作为记者，我可以采访任何人，引用任何人的观点。而且，我并不只引用了这些人的观点，其中还有来自其他学者的看法，并且某些信息也得到了中国情报官员的证实。

 

问：你这里提到中国学生被中国政府控制参与间谍活动，但就我所知，大部分学生都是普通留学生，与情报搜集等工作毫无瓜葛。你有没有觉得你这样写会让很多不知情的人产生误解，认为有为数很多的留学生参与了这样的活动，这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很大困扰。

答：我要在这里澄清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并没有在文章题目中使用“间谍”这个词，标题是编辑写的，我在文章中使用的是“信息提供者”。我的文章也并没有表述任何和间谍相关的事情，我只说外国政府正在学生间建立一张隐形的“监督网”以控制自己的海外国民。这种行为无论是对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还是被监控者本身都是有害的。第二个问题是我并无意激怒中国学生和中国政府，对于目前发生的一切远是我意料之外的。我承认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只是来澳大利亚生活学习而已，参与情报搜集是很小一部分人所做的事情，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这种情况的存在。

 

问：对于你在文章中提到的有中国学生会参与情报搜集活动的事，我采访过墨尔本大学和皇家理工大学的中国学生会，他们都否认自己参与过这样的事情。你是怎么认为的？你认识参与这种活动的学生吗？

答：我不认识参与情报搜集的学生，但我通过一些渠道知道他们的信息，可我不能告诉你我的信息源。不过我会鼓励读者阅读原文，而非某些中国媒体的翻译和报道。

 

问：你的第一篇文章在中国人之间引起很大反响，悉尼大使馆包括一些官方媒体也发表声明否定你文章的真实性。你有没有因此而产生很大压力？或者你是否担心过因为某些被中国政府认为有敌意的报道而对你未来进入中国境内产生阻碍？

答：我认为一个负责任的记者时刻都会面对压力，这是工作性质所致。我经常承受来自澳大利亚政府以及中国政府的压力。我也承认，有些非常优秀的从事中国问题报道的外国记者由于签证被拒而只能停留在香港。这些潜在的威胁会阻止我写作吗？答案是否定的。我真正关心的是我的报道是否客观。中国政府是个有很多人组成的大机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澳大利亚，会有官员认为我对他们不友好，也有人把我当朋友。中国使馆确实被我第一篇文章激怒了，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威胁我，而是以公开对话的方式回应，这是很成熟的应对机制，并且对于今后的报道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问：你在第二篇文章中提到了中国学生的爱国主义。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被很多报道中国的外国记者所提及。你是怎么理解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的？

答：人们热爱自己的国家是很正常的事情，无论他们来自哪里，爱国也是一种正能量。同样，各个国家的政府基本都会利用“爱国主义”来维护政权的合法性，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但令我觉得很奇怪的是中国人在国内一般都是把“政府”和“国家”分开看的；但当他们远离中国，遥居海外很久之后，在他们内心很难将“政府”和“国家”分开，似乎合二为一了。中国的某些媒体用“西方敌对势力”来刻意混淆中国这个国家和“中国政府”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我理解这是“政治”的需要。但我希望澳洲的中文媒体角度能更加多元化，起码可以让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中国人从不同角度接受信息而产生自己的判断。

 

问：关于中国在澳洲高校派驻情报人员这个话题，你已经写了两篇文章了，还要继续深入吗？

答：第一篇文章之后，很多中国媒体翻译转载了这篇文章；有很强烈的反响，基于此，我写了第二篇。但目前为止，没有太多中国人看到。但我希望更多人能看到我的第二篇文章，因为它比第一篇更详尽，更有说服力。我不是有目的性地去写这样一篇稿子。我是有新闻背景才会报道，目前没有什么关于该话题的新线索，如果有的话，我也许会继续追踪。

2008年高安西在中国地震灾区写报道。 照片由高安西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