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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语有云：背靠大树好乘凉。然而，这句话并不适用于天津——这个毗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的老牌“国际大都市”。作为中国最早的直辖市之一，曾经的京畿政治经济重地，在过去60年的发展中，在北京这棵大树荫蔽之下陷入尴尬境地，人们甚至玩笑称，天津是北京的大郊区。在上海以其经济、金融中心，重庆以西南重地角色日益突出的今天，老牌直辖市天津亟需突围，重新焕发青春活力。 讲起天津，一般人除了“狗不理包子”和“天津卫相声”似乎再难说出其他的印象。而今，京津冀一体化成为重大国家战略，被视为习近平执政后经济改革的“一号工程”。天津也进一步迎来它新的发展机遇，在“京津冀一体化”扮演重要角色。然而，保定“陪都”之说似乎已将天津的光环掩盖，不禁令人感觉到天津这个四大直辖市之一的尴尬。 政坛“天津帮”的没落 作为中国北方最大沿海开放城市，天津位于华北平原的海河各支流交汇处，东临渤海，北依燕山。而作为中国最早的直辖市之一，曾经的京畿政治经济重地，天津虽然曾在1958年被降格为河北省会，但从1968年重新恢复直辖市地位后，其政治地位再一次水涨船高，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天津出了如倪志福、胡启立、李瑞环等一批高官。特别是李瑞环的崛起，更是带出了政坛“天津帮”。 李瑞环曾经是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入驻政治局常委十多年。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李瑞环由天津市委书记任上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他一同进入政治局的还有江泽民等。1989年6月，在六四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高层进行改组，李瑞环和江泽民同时被增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不过，江泽民凭借六四表现得到邓小平的赞赏成为中共总书记，而资历与江泽民一样的李瑞环则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据称，李瑞环是唯一至今仍直呼江泽民为“老江”的政坛元老。 不过，始于李瑞环的起势，游离与“团派”和“上海帮”之间的“天津帮”却始终没有做大，尤其是李瑞环退休后，“天津帮”开始萎缩，究其原因，这虽然有李瑞环影响力衰退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其自身不争气的因素，尤其是天津曝出了数件震动全国的腐败案，包括市检察长李宝金、市政协主席宋平顺案等，让原本对“天津帮”有好感的外界颇为失望。 尔后，随着李瑞环一手提携的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在十七大前调任国务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虚职，在68岁之时撒手人寰，“天津帮”至此也就分崩离析。张立昌执政天津长达10年，天津虽紧邻北京，但经济发展滞后，天津老百姓抱怨工资和生活水平低，对市政府颇多怨言。 2007年，张高丽入主天津进入政治局，彻底打破了“天津帮”薪火相传的惯例。之后3年多时间，张高丽“基本上完成了中央调他到天津，就是查处天津，打烂天津的帮派体系”这一重任。并且依托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机遇，带领天津经济走向了快车道。2012年中共十八上张高丽以黑马身份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成为藉李瑞环之后又一个进入政治局常委行列的天津市委书记，天津的政治地位再受关注。不过，与有“江克星”之称的李瑞环不同的是，张高丽有着明显的江派人马色彩。随后，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派系色彩不浓的“海西掌门”孙春兰入主天津，至此，天津政坛上的派系色彩消失殆尽。而随着习近平“一号工程”的启动，天津这一老牌直辖市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经济发展依赖症存隐忧 1984年，改革开放伊始，天津被国务院列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经济开始快速发展，特别是以天津开发区为标志，但天津整体发展速度仍慢于经济特区等东南沿海地区。2006年3月22日，国务院批复的《天津市总体规划》将天津完整定位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生态城市”，并将“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设立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使天津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三增长极”，经济增速连续多年位于全国领先位置。 2013年，天津生产总值达到14,370亿，比上年增长12.5%，远超全国平均水平，殊为难得。然而，天津经济的快速发展仍难掩尴尬。众所周知，天津的快速发展主要是滨海新区带动，而滨海新区的崛起，主要靠央企的投资，这种依靠外来和尚的发展模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仅对于投资依赖巨大，更不具备产业安全性。 而新一届政府将改革重点，重新转移到上海，同时，在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到区域均衡发展，未来对于武汉、重庆、西安、成都等内陆区域的振兴，相信国家将投入更多，天津的资源优势，即将被稀释，天津对此需要有高度的紧迫感。 此外，天津虽贵为直辖市，政治地位虽高，但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领先。2012年，天津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626元，而同期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565元，天津仅略高于全国水平。而同期的北京为36,469元，上海为40,188元，均远高于天津。珠三角的深圳、东莞等城市，更非天津可比。作为省一级统计单位，天津也是仅位居全国中等水平。 天津虽贵为直辖市，但是身居北京之边，天津在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方面，吸附能力远不如北京。100%的中央部级机构，集中于北京，在100多家央企中，有超过50%以上的央企总部驻扎北京，这两大因素，注定了北京成为中国政治和经济资源最集中的地方。而这两大资源，使北京具备无与伦比的吸附能力，毗邻北京的天津能够获得的资源可想而知。 天津不仅能够获得的资源比北京少，更兼改革力度不足，这才是最大的忧虑。相较而言，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比天津更有优势。尤其是广深，民营经济发达，本土产业繁荣，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可以说，天津在市场与权力两大体系中的夹生地位，使其未来发展危机重重。 重拾昔日辉煌待有时 2014年3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秀”政府工作报告，谈到2014年重点工作时，提出“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这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新近提出的重大国家战略，被视为习近平执政后经济改革的“一号工程”。一如创建深圳经济特区，是当年邓小平经济改革的“一号工程”；上海浦东新区开发，是时任总书记江泽民承继老市长汪道涵改革思路的“一号工程”，这些都被列为国家发展大战略。 其实，“京津冀一体化”、“首都经济圈”之类的名称，早先在学界和经济界已有所闻，但始终成不了气候。如今，来自最高层的关注，将之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对于一直处于尴尬境地的天津来说，可以打开了一扇通往再现昔日辉煌的大门，对于天津来说要恢复曾经拥有的地位，亟需抓住这样的机遇。 北有天津，南有上海，在中国晚清至民国时代，天津一直是中国北方的开放中心，其开放包容之气度足以傲视全国。清末天津曾经有9国租界，1949年前，曾是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 而今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推进，肩负首都功能的北京除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的功能外，其余的都可以转移出去，制造业、石化、汽车、IT产业都转移出去。这就为天津的产业升级再次提供了契机，天津显然应该承接高端产业，其中重点并非“中字头”的大型央企，而是来自中关村的技术型企业等，这些才是可帮助天津建立未来根基的产业。 亦有观点指出，拥有直辖市行政级别的天津，虽可轻易获得比其他城市更多的国家资源支持，但同时也窒息了民间活力。滨海新区使天津在经济总量方面腾飞，但是这种主要依靠大项目，主要依靠国企的模式，并没有带来民富，也没有带来相关产业的发展。在经济领域，以大项目、大央企为主导的滨海模式，未来必须得到改变，天津需要一个民营经济振兴计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