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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自揭身世之谜:我不是周恩来的养子

2013-9-19 16:08| 发布者: admin| 查看: 5002| 评论: 0

摘要: 中共开国总理周恩来夫妇一生无嗣,但收养了不杀中共烈士子女,如李硕勋之子李鹏、叶挺女儿杨眉、孙炳文之女孙维世等。旅美知名华人作家赵无眠在其著作《真假周恩来》中,揭秘周恩来夫妇与李鹏等养子女的真实关系。其 ...

中共开国总理周恩来夫妇一生无嗣,但收养了不杀中共烈士子女,如李硕勋之子李鹏、叶挺女儿杨眉、孙炳文之女孙维世等。旅美知名华人作家赵无眠在其著作《真假周恩来》中,揭秘周恩来夫妇与李鹏等养子女的真实关系。其中提到,“六四”事件后,李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郑重澄清“事实真相”,否认自己是周恩来夫妇的养子。全文如下。
 一些书刊上介绍,周恩来一共收养过十七个烈士子女其实不确。从名份上说,周恩来没有子嗣,又特别喜欢小孩,见了老战友的孩子自然亲切疼爱,说几句“给我做干儿子(女儿)吧”的话是很自然的。即拿一般人来说,一生当中认几个这样的口头子女司空见惯,过后真当回事的并不多。但周恩来不是一般的人,被他这样“收养”过的孩子多半不会轻易拿掉自己头上的名份。于是就造就了一大堆收养的子女。
 

 邓颖超与李鹏在重庆红岩村合影
 否认自己是“养子”的李鹏
 这些子女中,最有名的是继周恩来、华国锋、赵紫阳之后,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
 李鹏的父亲李硕勋也是中共烈士,一九三零年死于海南,其时李鹏才两岁,妹妹还在腹中,后由母亲赵君陶独立抚养。一九三九年,周恩来、邓颖超在成都赵世兰(中共烈士赵世炎的妹妹,赵君陶的姐姐)家见到了李鹏,把他带到重庆,入读陶行之创办的育才学校。半年后,又托人送到了延安。周恩来、邓颖超对于李鹏的恩义,是不在一般父爱和母爱之下的。一九四五年李鹏赴前线,邓颖超拿出自己御寒的衣物给他带上,一片“游子身上衣”的情意,周恩来也送他一床毛毯。须知当时毛毯、毛衣都是十分珍贵的,周恩来在重庆谈判期间为毛泽东鞍前马后地尽力,回延安毛为了表示感谢,送给他的便是自己仅有的一件毛衣。
 邓小平时代,李鹏在众多中共高干、烈士后裔中脱颖而出,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他的总理位置与周恩来的萌荫不无关系。传言邓颖超在高层说过:“我的儿子为什么不能当总理!”李鹏当上总理,十分注重造型和风度,连说话的口音都刻意模仿周恩来,颇得“乃父”之风。只是终归缺乏周的神韵,尤其在学识、急智、幽默、涵养等多方面的差距极为显见,有时更不免露出高干子弟的骄横、浅俗与优越感。
“六四”事件之后,李鹏的形像大受损害,成异议人士攻击最多的目标。民间也为“虎父犬子”而扼腕叹息,以为中共一代不如一、气数将尽的象征。李鹏大概也怕外界认为,他当上总理是拜养父之赐,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郑重澄清“事实真相”,以亲生母亲直至八十年代才去世为理由,否认自己是周恩来夫妇的养子。他的立意是想表明其人格,之所以他有今天,绝非靠着周恩来、邓颖超,而是凭籍自身的努力奋斗得来的;另外,也可以打破人们对中共政权家族化的印象。不过亲生母亲是否在世,与当不当养子没有必然关系。如孙维世,母亲任锐直至一九四九年春天才去世,但她做一个快乐的养女已经做了十几年了。而且李鹏“澄清”得也太晚了点,任他怎么解释,反正没人会怀疑他是养子、而且占尽了养子的好处这个事实。
“我儿为什么不能当总理?”
李鹏的妻子朱琳,在一篇追忆文章中记述,三年困难时期,他们的大儿子、女儿出生,没有足够的营养品,邓颖超亲自把两筒猪肉罐头送到他家,好让孩子们添一份乳汁。
 当时生活物资极度匮乏,连毛泽东都宣布不再吃肉,周恩来夫妇也俭省度日,两筒猪肉罐头的份量绝不是一般的“雪中送炭”可以形容的。一九六二年春,周恩来、邓颖超去沈阳视察,在下榻地招待在他们身边长大的烈士子弟,除了李鹏、朱琳夫妇,同桌的还有任岳、叶正大、谢昭明、邹家华、叶楚梅。其中邹家华日后也当上国务院副总理。
 朱琳回忆,邓颖超“模范地执行选拔干部方面一贯坚持的德才兼备的言责,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那年,邓妈妈是从报纸上得知李鹏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的消息的。”从报纸上得知,──说明李鹏升官她不曾干预,说明她反对任人唯亲、说明李鹏和她的关系之“亲”。再仔细分析,其实这番表白只能说明最后一点,即李鹏与周恩来、邓颖超的关系之“亲”,而不能说明她不曾插手。对中共内部运作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人选都是党的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预选内定的,全国人大只是表决通过而已。邓颖超从报上看到的,仅仅是确认代表们表决通过了“当选”的消息。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元老、已故周恩来总理的遗孀,要是连这样重要的人事安派都预先不得而知,岂非咄咄怪事。
 客观地说,周恩来的养子不是不可以当总理。邓颖超质问得有理:“我儿为什么不能当!”由于从小的耳濡目染,他的确可以做到比任何人更像一个总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的政绩。那是另一个话题,本书不拟作进一步的讨论。
 周恩来认下的养子女,并非个个都是烈士后代。李富春和蔡畅的女儿李特特,从小极得周恩来夫妇喜爱,一见到她就搂在怀里,叫她“我的爱女儿”。李特特也很乖巧,叫邓颖超“爱妈妈”,叫周恩来“爱爸爸”,叫邓颖超的母亲杨振漕“爱外婆”。时至今日,李特特也没有否认过这样一种亲密关系。
 周恩来的父爱太不专一
 原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女儿杨眉,也是周恩来的干女儿。叶挺有九个孩子,皖南事变后叶被捕入狱,曾囚于江西上饶、湖南衡阳及湖北恩施,有三个孩子随他在恩施上学。
 一九四五年九月,他们又随父亲押解到重庆,摆脱特务监视跑到曾家岩五十号去找周恩来。周恩来替叶的两个儿子福麟、福恒改名为正明、华明,俨若一位父亲。叶的女儿杨眉娇憨活泼,尤其得到周的喜爱。他将廖仲恺的外孙女儿李湄(李少石、廖梦醒的女儿)哈杨眉一手一个搂在怀里,笑言:“两个都是眉,做我的女儿吧。”自此,杨眉和李湄都叫他为干爹,叫邓颖超为干妈。不久将叶挺的三个孩子送到延安,住进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窑洞。当时叶挺还不是烈士。
 一九四六年一月,杨眉随周恩来到重庆接她的父亲叶挺出狱。过秦岭时,飞机遇到强大冷气流,冰雹密集地敲打机身,情况危急,机上的机梯、小桶、行李物件都扔了下去,随时准备跳伞。杨眉忽然哭起来,周恩来看到只她一个人没有伞包,赶紧将自己的伞包给她挂上。幸好飞机平安返回,在西安机场降落。周恩来对义女的情义,赢得了同机部属的由衷敬佩。但杨眉机运太差,四月八日,叶挺夫妇带了他们的小儿子和杨眉乘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去延安,途中天气骤变,在山西黑茶山失事,机上人员包括中共高级将领王若飞、博古(秦邦宪)、邓发等全部遇难。特别让周恩来悲伤的,一是痛失老友王若飞,而是痛失干女儿杨眉。对于王若飞,他经常怀念说:要是他还活着,给我当个副总理,我可以减轻多少劳累啊!对于小杨眉,他不止一次向人员自责:是我的疏忽,我怎么就没想到让他们(叶挺)一家人分开乘飞机呢!其爱之深、痛之切,真是溢于言表。
 周恩来认养的子女既多,又特别喜欢女儿(如李特特、两个眉、孙维世等),相对地也就冷落了一旁的干儿子们。或许这正是李鹏得势后否认自己为其养子的一个潜在原因。总认为周恩来的父爱太不专一,简直是见一个爱一个,来着不拒,照单全收。像李鹏这样两岁丧父、心灵敏感的孩子,难免产生“你爱我不够”、“你不是真爱我,只是同情我”、“你对所有(烈士)的孩子都一样”、“我的亲生父亲不会这样”、“你到底不是我父亲”之类的微怨而不自知。周恩来有一句名言:“全中国的孩子们都是我的子女。”他要是知道,他死后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否认这种父子关系的竟是李鹏,情以何堪?
 全中国人民的“父亲”
周恩来的这句名言,不知感动过多少善良的中国百姓。爱民如子,这是中国传统为官之道的最高准则。在一些共产党国家,独裁者也喜欢被颂为人民的“慈父”,如苏联人民的“慈父”斯大林,朝鲜人民的“慈父”金日成等。北越领袖胡志明一把白胡子,当“慈父”显得太老,于是当了“胡伯伯”。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几十年如一日的年轻,当“慈父”显得太嫩,只好称“人民的儿子”。毛泽东笑容慈祥,本来当什么都可以的,但神化得太厉害,没有敢称他为“父亲”。只有周恩来,能够赢得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和遵从。
 这就是广泛存在于中国人潜意识中的,对周恩来的恋父情结。这里所说的是“广泛”,并不是指“每一个人”,所谓“恋父”,也不同于弗洛伊德理论的“杀父娶母或杀母嫁父”,而是以依恋不舍为主要情氛。一九七六年春天,发自全国各地、而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周活动,除了一般历史学家们讨论的社会原因外,还有一个被忽略的重要的心理原因,即民众的恋父情结。在很多人心目中,他是一个没有叫出口的父亲,一个“保护我们”、独撑危局、忍辱负重、质朴平易、具有道德风范的父亲,一个可以信赖又不可或缺的父亲。
 他把总理这一职务,做成了中国唯一的“父母官”。继他之后无论是谁,都得接受这一检验。华国锋总揽党政军最高权利于一身,怀疑他是否适合当主席的人恐怕是不多的,而不怀疑他是否能当好总理的人恐怕也是不多的。他的悲剧,在毛泽东任命他为总理接替周恩来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不可避免了。邓小平复出后导演的逼宫戏,逼他首先放弃的,就是这个总理职位,而非一般共产党国家代表最高权利的党的总书记。
 李鹏挟其养父周恩来的余威,当上总理之初,虽无重大建树,却也没有重大过失。他最大的过失就是不像一位“父亲”,倒是怎么看都是像一个公子。让一个公子来充当大管家、大家长这样一个只能由父亲担当的角色,难怪成为众矢之的。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风起,李鹏受到的责难和攻击是最多的。其实他何尝不想当“父亲”,接见学生代表时,他忍不住正色道:“我的年龄可以做你们的父亲。”一言既出,更引起众怒。周恩来扮演的是“慈父”,他扮演的是“恶父”,二者反差甚巨。缺乏耐心、诚信、学识和修养,却要占据“父亲”这样一个崇高的位置,不服众望。对李鹏而言,真是成也周公、败也周公。
 私生女母亲“安然”
艾蓓引发的“私生女”风波,最震撼人们心灵的,说到底,并不是揭发了周恩来私生活的“阴暗面”。关于周的许多花边消息,事实上早已在民间流传甚广,不论是宁可信其有还是宁可信其无,都未能动摇他的基本形像。但艾蓓却无意道出了藏在许多人心灵深处的一个隐秘,那就是,一直把这个人当做父亲!
 艾蓓讲述了一个对父亲既爱且恨的故事。她的书名恰当地表达了这样一种心结:《叫父亲太沉重》。虽然是父亲,但叫起来太沉重,但毕竟是父亲!
 先来看她笔下的母亲──“安然”。她是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千金小姐,北京某医学院学生,韩战爆发参加志愿军抗美援韩。赴韩前夕受到周恩来的接见,握手时她像含羞草一般哆嗦,感受到父亲的温热和怜爱。在一次美机轰炸中,她受伤回国治疗。周恩来到医院看望从战场上下来的“最可爱的人”,恰好推开了安然的病房:“你瞧巧不巧,我随便推开这个门,结果是你!”
二十年后,周对安然说,当时你看见我,脸直红到耳根。我扶你躺下,你浑身发抖,你晓得吗,你这是鼓励我……
受到“鼓励”的周恩来,决定把安然介绍给孙夫人宋庆龄。伤愈后,她接到宋庆龄家庭舞会的请柬,周恩来邀他共舞,又亲自到门旁送别,给她系好围巾:“太冷了,别冻着。”然后捧住了安然的脸,一阵热吻如同雷击,令少女惊骇、瘫软。她哭了。
 不久,在团中央举行的联欢会上,她再次见到周恩来,他把她介绍给邓颖超。周对他的面赤气粗、举止慌乱视而不见。邓颖超夸道“真是漂亮,比想象的还漂亮。”──
“想象”!她觉得大姐一瞥之间就窥破了丈夫和她已发生和将可能发生的一切。
“你怎会是我爸?”
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定后,她应彭德怀的邀请,出席中南海春藕斋志愿军英雄和烈士眷属招待会。周恩来把安然介绍给干女儿孙维世,并提出要和大街一起去她家。第二天深夜,门铃响了,门外站着一个大衣领口竖起,帽檐压低的男人:他一个人来了。于是发生了“没有什么新意,古往今来,大抵如是”的事。
 一九五三年秋,周恩来由邓颖超陪同到上海休息了十天,某日,他持一束白色马蹄莲造访在上海的母亲家休养的安然。当晚,他俩进影剧院看电影《梁祝哀史》,没看完就摸黑离开了。接下来的可以记述的幽会:一九五四年冬夜,没有随从的周恩来,在北京图书馆门前的公共汽车站被乘客们认出,引起轰动。他们起三座门俱乐部跳舞,周送她出来,被一扫马路的老清洁工认出,惊喜交加,安然只好溜回俱乐部。一九五六年,他们一道游香山。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尚未结婚的安然在上海早产下一个女儿──“爱蕾”(艾蓓)。给她接生的是在英、法分别拿到过产科及妇科内分泌博士的医学权威S大夫,宋庆龄亲自到医院探视放在暖箱里的婴儿。一九五七年春,与周恩来同游八百里滇池时,宋庆龄恰好地告知他:X老太太家添了个可爱的小姑娘,安然因肺结核到杭州疗养。
 一九五八年秋,三十岁的安然由邓颖超介绍,与一局级干部结婚。新郎是周恩来的忠实老部下,对安然心意已久。邓亲自主持婚礼,周很晚才赶到,送了一支派克金笔。
 他单独和她谈了一段话,语重心长:“今后我没有机会再来看你了。上海那边,每年给我报个平安,我也就知足了。有什么事找我不方便,就找大姐,让她转告我……”
爱蕾的童年大部份是跟外婆度过的。她是一个出身上层、有着极好的教养和个人品格的女性,也是全中国唯一敢给总理脸色看的老百姓。文革爆发,爱蕾到北京串联,去找妈妈。她质问已是副部级干部、受到冲击又被周恩来送到医疗队保护起来的继父:“我是一九五六年底出生的,你怎会是我爸?”母亲第一次打了她,一出手,母女都惊呆了。
 私生女的苦乐人生
 继父和母亲都去了干校,爱蕾被继父带到中原某省一个叫长集的穷乡僻壤,安置在远亲家里,她像所有的农家孩子一样干活,割牛草,收人尿,在高粱地里打滚,直到十五岁父母获得解放回京。继父的官做得更大了,女儿却开始“窝里反”:三天两头大吵大闹,“我到底是谁生的?”最后竟闹到绝食的地步,终于惊动了总理。
 周恩来喂他和麦乳精,服侍她起床,给她穿毛衣,扶到镜前亲自给她梳辫子,情词恳切地说:“谁生你并不重要,也不一定有资格做你的父亲。抚养你的,对你尽职尽责的人,才值得你爱、你尊重。你长到这么大,亲爸爸还没尽过一天责任,他不配做你的父亲。”他和女儿脸贴脸对着镜子:你看我们的眉毛,看看我们的嘴,正面看不出来,侧面看都是噘噘嘴……如果我是你亲爸爸,向你认错,你还恨不恨我?
 开始懂事的爱蕾决然返回中原农村。一九七四年春节前,她接到电报进京,见到了准备做大手术的周恩来。这是父女俩的最后一次相间。周恩来用大衣将她紧紧裹住,说了一段生离死别的肺腑之言:“我对不起你妈,对不起你。现在的政治气候还不知我的脸上什么时候被人家划红叉叉呢!一就要熬出头了,我不能毁了你的前程。你答应我两件事:一,这一辈子远离政治,远离名利,过普通人家的生活;二,如果有一天历史非得你出来说话不可,你不要给个人恩怨压倒,要公正地理解你妈和大姐。……”
爱蕾十七岁时,成了中原某医学院的工农兵学员。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去世,她母亲安然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爱蕾匆匆赶到北京时,周恩来的灵车已经远去。
 从医学院毕业后,她成了医生。八十年代,她奉调进入北京某部队,从事写作。邓颖超陪她仔细看了一遍周恩来的故居,要她把总理过去给她们(安然和爱蕾)的信件收集一下,再写点回忆文章一起交给她,看能不能把爱蕾推荐进中央文献研究室总理传记写作组。爱蕾断然拒绝。邓颖超开始发怒,闹了个不愉快。一九八九年初,艾蓓(爱蕾)应美国新闻署的邀请短期访美,从此未归。一九九三年底,她完成了这部书稿。
 官方认为她是冒牌货
 作家艾蓓的公开经历,和她书中的女主角“爱蕾”大致相同。她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于上海。十几岁在报纸上发表第一首诗,后陆续有三十余篇中、短篇小说发表。一九八九年初赴美国。六四事件爆发时,正在参加尤他州的一个作家会议,是会上唯一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她对记者批评中共的言论在“美国之音”播出后,知道自己的名字上了黑名单,至此滞留美国。一九九零年,她在美国以中、英文出版了小说《红藤绿祖母》。她在文学界的朋友中间一直享有“周恩来的私生女”的盛誉。并早有传闻,她要将那一段“真实的故事”写出来。经过三年闭门谢客、蓬头垢面的辛苦写作,这部小说终于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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