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出山记

冈仓没明说，但这位训诂学家很容易查到是毛奇龄，他在《辨定祭礼通俗谱》一书中口吻的确是轻慢的：“祭礼无茶，今偶一用之，若朱礼（应该是指朱熹的《家礼》）每称茶筅，吾不知茶筅何物，且此是宋人俗制，前此无有。”毛奇龄至少有一个地方是错的，茶筅绝不是“俗制”，宋徽宗本人在《大观茶论》里定下了茶筅的形制。

清流

明代文人不仅忘掉了宋徽宗的末茶，还颇有些自得。明代张源在他的《茶录》中记下了明代人的新茶道：“茶道，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

备受读者青睐的张岱自成一格，有些追求，但似乎对茶道的传统不甚了然。他那篇传诵至今的《闵老子茶》神乎其神，但止于神话。朱元璋灭绝传统茶道之后，新兴的茶道元气很足，生命旺盛，也有其精妙处，但在我看来，这种精妙散发出一种枯燥、禁欲的气息。罗廪的《茶解》要求“茶须徐啜，若一吸而尽，连进数杯，全不辨味，何异佣作。卢仝七碗，亦兴到之言，未是事实。山堂夜坐，手烹香茗，至水火相战，俨听松涛，倾泻人瓯，云光缥渺，一段幽趣，故难与俗人言。”屠隆认为要紧处在于“神融心醉，觉与醍醐甘露抗衡，斯善鉴者矣。使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泉以灌蒿莱，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大焉。”

明代饮者的焦虑症在于：茶是雅事，但极容易落俗。于是饮茶变成了一种炫耀性的行为，而且，传统的茶道丧失后，饮者丧失了对了解的兴趣，所以罗廪才指责经典的“卢仝七碗”“未是事实”。这种病发展到了晚期，就集中表现在《红楼梦》小说人物妙玉身上。这种禁欲茶道无视茶原有的玩乐、游戏、炫技等有生命力元素，还歪曲、肢解卢仝的见解，格局太小。

当然，某些明代茶人也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新特色，台湾学者吴智和认为：

明代茶人是由文人集团中游离出来的成员，他们是强调文化落实于生活的一群志同道契的当代人士。他们的出身，大抵以乡居的布衣、诸生为主体，结合淡泊于仕途或失意于政坛的科举人士。以志趣相高，往返酬游于园亭、山水之间；以饮茶相尚，艺文消融为事，在当代是一支鲜明的清流人物。

在与明代专制制度抗争中的清流人物中，状元杨慎的遭遇堪称奇特。他在“论大礼”后被皇帝发配云南。杨慎居滇三十四年，足迹遍布昆明、大理，建水、丽江、保山等地区，创作近三千首描绘、吟诵云南的诗歌。邹家驹认为“杨慎在火塘边品饮罐罐烤茶的诗词，韵味独特，境殊情笃，是内地茶人难以体会到的。”

从杨慎的“彩线利如刀，解破团圆明月”一句可以看出，云南人此时已经做紧压圆茶了。不仅如此，杨慎这位从京城来的大文人，觉得大叶种茶要比江南的“春前”、“明前”、“雨前”味道要好。

好事近·煮茶和蔡松年

彩线利如刀，解破团圆明月；

兰薪桂火筠炉，听松风翻雪。

唤取眠云跂石人，赛十洲三绝；

焚香朗诵黄庭，把肺肝清彻。

 

杨慎所和的是金代茶人蔡松年的《好事近》：

天上赐金奁，不减壑源三月。

午椀春风纤手，看一时如雪。

幽人只惯茂林前，松风听清绝。

无奈十年黄卷，向枯肠搜彻。

“向枯肠搜彻”，这是蔡松年在向卢仝致敬。蔡松年父亲降金，自己也在金朝任显宦，但内心颇为挣扎。金兀术攻宋与岳飞等交战时﹐蔡松年为兀术“兼总军中六部事”，内心痛苦可想而知。

蔡松年词中“壑源”在福建省建瓯市内，产团茶极有名。一直反抗朝廷的杨慎在向蔡松年致敬中，将云南的普洱茶称为“团圆明月”，内涵极深，似乎暗示虽然团茶（末茶）被朱元璋灭绝，但普洱茶其实延续了宋代茶道的精神。这一次，大叶种与小叶种茶合一了。

日本茶人青木正儿也认为，普洱茶与宋朝茶道有一脉相承之感。

乾隆

清朝皇帝乾隆发现《陆羽》没有记载他喜欢的普洱茶，当下御制一首《烹雪用前韵》，其中四句如下：“独有普洱号刚坚，清标未足夸雀舌。点成一椀金茎露，品泉陆羽应惭拙。”皇帝刻薄不合适，于是轻点一下，“应惭拙”。

余秋雨在《极端之美》一书中也提到这段历史：“雍正时期普洱茶已经有不少数量进贡朝廷，乾隆皇帝喝了这种让自己轻松的棕色茎叶，就到《茶经》中查找，没查明白，便嘲笑陆羽也‘拙’了。”

说乾隆没查明白《茶经》，应该是冤枉了他。

陆羽在《茶经》中不提普洱茶，民间有一种解释说陆羽在撰写《茶经》的时候，茶叶发源地南诏已脱离了唐朝，陆羽对此很有看法，“圣唐灭胡明年铸”可见他的态度。

对“夷夏之防”有更强烈看法的乾隆在编辑《四库全书》期间，对书中的“夷狄”、“北虏”、“女真”等字词尽情删改。傅增湘先生说乾隆“挟雷霆万钧之力，与枯骨遗魂争胜负于朽简之内”，“居九重之尊，躬参与删订之役”，“欲使天下后世咸归于束缚衔勒之中。”

我查了一下《四库全书》中的《茶经》，“圣唐灭胡明年铸”被猥琐地删改为“圣唐年号某年铸”。

胸中燃烧着无孔不入删字的炽烈情感，怎可就此罢休？一句“品泉陆羽应惭拙”就完事了？万籁俱寂的深宫之夜，书案上亮堂堂的烛火旁，那张宽厚的大手必定招来了屏风后睡得不亦乐乎的纪晓岚：“小纪，来来！”

清代畅销书《瀛奎律髓》当时产生了“海内传布，奉为典型”的巨大影响，纪晓岚于是动手写了一本“刊误”。《瀛奎律髓汇评》第十八卷为“茶类”诗，纪晓岚点评“辨卢仝诗句殊无谓”，在《送陆羽》一诗后写下“非高格”，在《故人寄茶》诗后写下“不雅”，“体格颇卑，后四句尤拙鄙。”在梅尧臣的《阁门水》后，写下“浅薄无味”。在宋朝品茶大家丁谓的《煎茶》诗后，因无音律可挑剔，于是写下“细碎敷衍，未见佳处”。宋代饮者的气度与风神，清代皇帝的“文学侍从”哪能梦想得到？扬之水为丁谓辩护：“‘自绕风炉立’、‘铛新味更全’，咏煎茶甚切。”

纪晓岚在其他卷里，往往有赞有弹，唯独在“茶类”诗一卷里，几乎全是负面评价，处处可见“拙鄙”。这显然是在替主子“与枯骨遗魂争胜负”，以技术手法打击汉族茶道。

汉族茶道遗漏了一度属于外族的普洱茶，乾隆就偏要发明出一种异于汉族茶道的、以普洱茶为中心的新茶道。

乾隆推行新茶道效果如何？《红楼梦》里确实写到哪天什么人吃多了，就有人劝“该焖些普洱茶喝”，但普洱茶在清代官场与民间的普及情况并不清晰。

这一情况直到韩国学者姜育发写出了《清代普洱茶海外史稿研究》才发生重大变化。姜育发利用《燕行录》等韩国史料，发现“今燕都茶品之藉藉盛行者，普洱茶为第一。”(《五洲衍文长笺散稿》)，《日省录》等书记载乾隆八十大寿颁赐国内外诸臣的唯一茶叶是普洱茶。姜育发也认为，正是因为乾隆的提倡，“普洱茶在清代权府中的声誉与崇尚是其他茶叶无法比拟的。”洪大容在其《湛轩燕记》中记载中国“茶品多种，青茶为最下常品。普洱茶都下（京都）最所珍赏，亦多假品。”普洱茶被推崇到如此程度，今人难以想象。

就品种来说，雍正乾隆嘉庆爱喝易武，道光喜欢上了娜罕，此茶汤色虽清浅，却有兰花香气，回甘持久，茶气强劲霸道。道咸年间的议政大臣谈公事的时候经常喝此茶，不过想想道咸年间政事废弛，朝廷衮衮诸公实在是对不起这款好茶。

清末民初的浙江博雅之士柴小梵在《梵天庐丛录》里说：“普洱茶产云南普洱山，性温味厚，坝夷所种，蒸制以竹箬成团裹，产易武、倚邦者尤佳，价等兼金。品茶者谓普洱之比龙井，犹少陵之比渊明，识者韪之。”总之喝了之后心花怒放，觉得有重大发现，迸发出大量精彩比喻，专家也只好徐徐颔首。普洱茶此后一直重复经历着普及—遗忘—普及的遭遇。

民国时期鲁迅喝过普洱茶，他收藏的20克的普洱茶在后来卖到20万的天价。对乾隆有看法的傅增湘先生也喜欢喝普洱茶，唐鲁孙在文章中有描写：“傅老已拿出核桃大小颜色元黑的茶焦一块，据说这是他家藏的一块普洱茶，原先有海碗大小，现在仅仅剩下一多半了。这是他先世在云南做官，一位上司送的，大概茶龄已在百岁开外。……等到沏好倒在杯子里，颜色紫红，艳潋可爱，闻闻并没有香味，可是喝到嘴里不涩不苦，有一股醇正的茶香，久久不散，喝了这次好茶。才知道什么是香留舌本，这算第一次喝到的好茶。”

唐鲁孙在《北平四川茶馆的形形色色》一文中报道了民国时期普洱茶的饮用情况，极为珍贵：“重庆和西南各地的茶馆，很少有准备香片、龙井、瓜片一类茶叶的，他们泡茶以沱茶为主。沱茶是把茶叶制成文旦大小一个的，拆下一块泡起来，因为压得确实，要用滚热开水，焖得透透的，才能出味。喝惯了龙井香片的人，初喝很觉得有点怪怪的，可是细细品尝，甘而厚重，别有馨逸。有若干人喝沱茶上瘾，到现在还念念不忘呢！普洱茶是云南特产，爱喝普洱茶的人也不少，不过茶资比沱茶要稍微高一点。”

唐老说的沱茶是下关沱茶，其实也是普洱茶的一种。

1949年之后，故宫里还曾经分发过许多存放的茶叶当福利，许多人已经不懂得普洱茶可以存放，直接就倒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