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为什么学英语

毛泽东从飞机起飞不久就开始学，直至飞机下滑、着陆、地面滑行，一直到停机坪停稳，他竟全然不知。机组人员不忍心去打搅他，坐在旁边，静静地等待着。半小时过去，毛泽东仍旧紧锁双眉，嘴唇不出声地动着，边看边读。当地领导等在飞机下面，焦急地踱来踱去。见此情形，郭桂卿提醒道：“主席，我们已经落地了。”“嗯？落地啦？”毛泽东转头看了看窗外，证实她的话是对的，才慢慢合上书，欠身站起来。“好啊，轰我走啊?”“不是我轰您呀，是下面首长都等着您啦！”郭桂卿明知道他只不过是开开玩笑，但还是迫不及待地解释了她的理由。毛泽东也不接她的话茬，自顾自地继续说：“也不留我们吃饭，小郭真是小气。不留我们吃饭，我们就走吧！”

这就是毛泽东，在飞机上也抓紧点滴时间，全神贯注地学习，以至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有一次，气流不好，飞机摇晃颠簸，为了怕影响视力，郭桂卿就把书从毛泽东手里“抢”了过去，可他笑了笑，不吭声，也不反抗，可当她一转身干别的事去了，他又拿了书读起来。对为什么喜欢在飞机上看书、学英语，毛泽东自有理由。1958年3月，毛泽东去成都开会，飞机在西安机场停留。见飞机上带了那么多书，大家恳切地请他多休息，注意身体。可毛泽东却笑了笑，说：“在飞机上看书最好了。我从北京一上飞机就看到现在，一没有人给你打电话，二没有人给你送公文，三没有人找你请示汇报，在这上面看书最安静、最踏实。”当有人提到“飞机上发动机吵得厉害，汽油味也很难闻”时，毛泽东说：“一看书就什么也不想了，要思考书上说些什么，所以我不呕吐，也不头昏。”

有着“天下第一名园”美誉的杭州刘庄，有一座傍水而建的精致小楼，是毛泽东来杭多次住过的一号楼，人们称作“主席楼”。在“主席楼”后面一条小路旁的树阴下，有一块秀石，上书“毛泽东学英语处”几个红字。有张毛泽东与林克一起学习英语的照片作为佐证，这可能是全国唯一一个纪念毛泽东学英语的地方，也成为了西湖一景。旁边一块低矮的石头表面已有些光滑，显然是由于游人坐在这里拍照留念久而久之被磨光的。

在莫干山峦、钱塘桥畔、夕照峰下、南屏游泳池旁，到处都留下了毛泽东学习英语的朗朗读书声，也留下了很多感人的故事。1959年春，毛泽东又来到杭州。清晨，雨朦胧，雾朦胧，毛泽东照例去爬刘庄后面的丁家山。“主席，正下雨哩！”工作人员提醒说。“淋雨很好。”毛泽东微笑着，拿着一本《矛盾论》英译本沿着山间曲径，拾级而上，向丁家山顶走去。丁家山上有个亭，可以避雨。毛泽东抖了抖身上的水珠，就读开了《矛盾论》。林克站在一旁，十分认真地听着，不时纠正他发音不准的地方。有时读着读着闹出笑话，毛泽东也满不在乎，一笑了之。下山路上，毛泽东对林克说：“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同汉语来比较。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学点日语。”他诙谐地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时怎么办？”林克那时还是个青年人，而毛泽东已年过花甲，但毛泽东对他很尊重。在杭州莫干山的一次闲谈中，有人说，林克是毛主席的小先生。毛泽东闻言，马上更正说：“不是小先生，是先生！”

毛泽东对英语的应用

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在一些特定场合，毛泽东所学的英语也派上了用场。他却常常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掺入几个英语单词。

1961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其中谈到了接班人的问题。而在前一天，毛泽东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就接班人的翻译问题进行了商谈。毛泽东问英文里“继承人”是什么？熊向晖答是“successor”。毛泽东叫他在一张纸上写出来。毛泽东看了一会说，“success”这个字我知道，意思是“成功”，怎么加上“or”就变成“继承人”了？浦寿昌解释说，在西方，“成功”意味着有财产，而财产则存在继承问题，需要指定继承人。毛泽东说：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浦寿昌说：英文里没有同“接班人”意思相近的字，“接班人”翻成英文，还是“successor”，习惯上理解为继承人。毛泽东说，这个元帅讲英语，不懂汉语，他是客人，就用“继承人”吧。

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情况。毛泽东在与周恩来谈话时，指着在座的王洪文说，邓小平“politics（政治）比他强”，懂得英语的周恩来心领神会，而一心想抢班夺权的王洪文则不知所云了，从而确立了邓小平的地位，史称“长沙决策”。

在现有的资料中，毛泽东说英语最多的一次，是他与老朋友斯诺的最后一次见面中，而且这也是毛泽东晚年与人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以毛泽东的话来说：“总而言之，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35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1970年12月18日清晨，毛泽东身着睡衣，膝盖上盖着一条毛毯，在中南海住处与斯诺海阔天空地谈话持续了整整5个小时，宾主谈笑风生，兴致颇高。

吃早饭时，毛泽东宴请斯诺。入座后，毛泽东起立与斯诺热情碰杯。斯诺用中文祝酒：“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则用英语回应：“Long live Snow（斯诺万岁）！”毛泽东接着又跟坐在自己身旁作为记录和翻译的王海容、唐闻生碰杯，然后幽了斯诺一默：“我看你这个说了半天woman（妇女）解放的人就是不尊重woman，你都不跟她们碰杯……”

毛泽东向斯诺介绍“文化大革命”：“你早找到我，骂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 civil war，我也学了这句话了。”谈到1967年7月和8月的中国外交部夺权，毛泽东还使用了July（7月）和August（8月）这两个英语单词。

谈到“四个伟大”时，毛泽东准确地说出了“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英文表达式：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然后加上一句：“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说到个人崇拜，毛泽东说：“（现在）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你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

毛泽东还说：“你们的尼克松总统不是喜欢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吗？他是喜欢那个law（法律），是喜欢那个order（秩序）的。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

谈到中美关系时，斯诺问：“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毛泽东回答说：“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Long Island（长岛）。”

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一共用了20个英语单词，尤其all-around civil war（全面内战）这个词用得很地道，显示了毛泽东的英语词汇功底。

在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半年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派遣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基辛格先后5次见到毛泽东。美国政府最近解密了这几次会见的谈话记录，人们得以了解冷战时期大国之间合纵连横的往事，也使人们对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心态略见端倪。

1973年2月17日晚11点半，毛泽东会见基辛格。谈话中，基辛格问：“主席现在正学英文吗？”毛泽东予以否定：“我听外面传说我在学英文，都是谣言，我连听都不想听，我认识几个英文字母，但不懂文法。”基辛格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单词。”对此毛泽东爽快地承认了：“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paper-tiger。”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就是我们。”宾主都大笑起来。

1975年10月21日晚6点半，毛泽东在书房接见了基辛格和布什。基辛格关心地询问82岁高龄的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毛泽东说：“一句话，我的身体状况不好。”然后又笑着补充说：“我是为来访者准备的一件陈列品。”他继续泰然自若地说：“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请柬。”毛泽东说完，衰老而且有些浮肿的脸上迟缓地透出一些笑意来。基辛格笑着答道：“不要急于接受。”由于不能连贯说话，毛泽东便在一张纸上费力地写出几个字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我接受Doctor的命令。”Doctor在英语里有“博士”、“医生”两义，这是一个双关语。后来，布什在他的自传中说，听到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说出这样的话，真令人震惊，让他不得不佩服毛泽东那少有的气度。

基辛格点了点头，然后换了话题。谈到中美关系，毛泽东说：“以前的对头，现在我们的关系是叫什么，friendship（友谊）。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握手）！”毛泽东还说：“我非常重视我们之间的关系。”基辛格后来说：“中国方面说军事力量不能决定一切，中美双方有着共同的对手。”毛泽东用英语回答“Yes（是）”，并且写在了纸上。基辛格马上说“我看主席学习英文大有进步”，并要求毛泽东把这个字条送给他，毛泽东马上爽快地答应了。这张小小的纸条，应该是毛泽东流传于世的唯一不在书上的英文手迹。

毛泽东为什么学英语

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学过英语，那是作为一门课程来学习，前后达五六年时间，可惜效果不佳，他对自己的英语成绩也始终不满意。踏入社会后，毛泽东又开始自学英语。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又怀着很大的热情重新开始学习英语。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笔者认为，毛泽东学英语尤其是年逾花甲学英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斗争需要。马克思曾经说过：“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毛泽东学习英语同样也是为了革命工作和斗争的需要。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有了学习一门外语便于直接了解世界革命的打算。那时他读报纸、看地图，常常把各国的城市、港口、山岳、江河译成英语，既了解了时事，又熟悉了地理，还学习了英语，一举三得。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深深感到，一个革命者必须学好外语。

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毛泽东一开始就把学习英语的重点放在阅读政论文章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为进一步加深理解，毛泽东常常用马列著作的英文版作教材，比如《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共产党宣言》，一方面学了英语，另一方面也学了理论，用马列主义来指导革命工作，解决实际问题。在与吴旭君一起读英语时，毛泽东要求她“多背点政治术语和单词”。在跟章含之学英语时，毛泽东因英语教材以什么题材为主和她发生了争论。章含之坚持以文学题材为主，也有新闻、政治等内容。毛泽东则主张以政治题材为主，“七分政治三分文学”。最后，毛泽东对她说：“你可以告诉学校领导，再增加点政治题材，对学生将来工作有好处。”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学英语，他首先是从政治角度，从革命工作需要出发的，不是为学习而学习，也不只是为了欣赏英文文学作品。有一次，在飞机上，当服务员问“毛主席，你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学英语？”时，毛泽东毫不含糊地回答说：“这是斗争的需要啊！”

二是研究语言。毛泽东曾明确地说过：“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同汉语来比较。”他对汉语的起源、语法、修辞都有深刻了解，常常喜欢把英语同汉语语法、修辞作比较，并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他还曾经想学点日语，可后来由于工作实在太忙，未能如愿。他实际上想对各种语言进行比较性研究，从而发现规律性的东西。据章含之回忆，毛泽东曾对英语组词规律发表评论说：“这个英语还蛮科学的。修正主义这个词从动词‘修正’来的，加上‘ist’就变人，修正主义者。这个很好记，比汉语有规律。”

1963年《毛主席诗词》出版后，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立即组织翻译出版英译本。翌年1月，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请求，对自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一一作了口头解释。在谈到“莫道君行早”时，毛泽东说：“‘君’，指我自己，不是复数，要照单数译。”不过，由于英语与汉语的语系不同，毛泽东也对英语的一词多义和变化万端而大伤脑筋。1970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斯诺时，曾抱怨说：“你们那个总统是president，银行行长是president，法院院长也是president，小学校长也是president，都是president，这不是就乱了吗？最近我看到美国一个组织学生闹事的宗教团体的材料，它那个组织的领导者也是president。”

三是积极休息。1959年1月，毛泽东在接见巴西外宾时曾说：“学外文好，当作一种消遣，换换脑筋。”据毛泽东警卫人员回忆说，有一段时间，毛泽东每晚都要学习英语，背诵单词，让他休息时，他就风趣地说：“看书是用眼睛，现在是用嘴巴，这样可使两种神经交替休息嘛！”他还对曾志说过类似的话：“看一种书疲倦了，就换另一本书，调剂脑筋，也就得到了休息。”在长时间的开会、工作或会见外宾之后，毛泽东常常把学英语作为一种调剂手段。

林克回忆说：毛泽东有时“看书、看文件看累了，会议开累了，接见外宾累了，就让我和他读英文，一读英文，脑子就钻到单词、句子里去了，其他别的不想了，也就得到了休息。有时他睡不着觉，也把我找来读一会儿，读着读着打起鼾来了。这是一种特殊的休息，也可说是毛泽东式的休息。”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休息时，游兴很高，接连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等处。在攀登途中，他常要停下来略作歇息，这时往往就学习一会英语。在国内巡视工作期间，毛泽东也会随时挤出时间学英语。1957年3月17日至20日，他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和上海的上千人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时工作很紧张，但在旅行途中，他仍以学习英语为乐趣。1960年5月6日至10日，他在郑州连续会见非洲12国、拉丁美洲8国等4批外宾后，多次用学英语作为休息。

四是挑战自我。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曾说：“主席酷爱读书是大家都知道的，主席读书的面也特别宽，为了能够读懂马列的一些原著，他还给自己提出了很高的挑战，那就是学习英语。”的确如此，毛泽东1954年下决心学英语时，面临着三大困难：年纪大，基础差，工作忙，但他知难而进。

无论是见到毛泽东的外国人，还是身边工作人员，都有一个共同感觉：毛泽东性格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挑战意识。我国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英汉小词典，扉页上都印着这样一条毛主席语录：“为什么语言要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对此，有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此话逻辑不通，难道“不好学”就一定要学吗？但对于毛泽东而言，“不是随便可以学好”、“非下苦功不可”本身就是学习语言的理由，因为这是一种自我挑战。

1976年元旦前夜，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及其丈夫戴维，并与他们进行了寓意深刻的“跨午夜”谈话。朱莉把父亲的亲笔信交给毛泽东，翻译唐闻生立刻将它翻译给他听。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听着尼克松的来信，高兴地说：“欢迎尼克松先生来中国。”他还从唐闻生手中拿过那封信，用英语“清楚而准确”地读出了信上方标明的日期：“December 23,1975（1975年12月23日）”。朱莉感到惊异，她后来回忆说：“毛主席的这个举动很有力地向我们说明，虽然他身体欠佳，但是这丝毫不使他的敏捷的思想受到影响。”

这两位美国年轻人注意到，他们面前这位82岁的老人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筋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毛泽东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八亿人口，不斗行吗?!”“class struggle”这两个英文单词，既反映了毛泽东最后的英语水平，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毛泽东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