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作为经历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笔者，我一直以为，邓小平对中国最大贡献不仅仅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还有“不争论”这三个字的更是宝贵财富。在当下中国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开放环境，处于利益诉求、矛盾问题交织互联的转型发展时期，必须重提邓小平的“不争论”。 其实纵贯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所以能取得世人瞩目成就，就是在发展过程中把握了“不争论”三个字。记得1989年6月到1992年2月这几年里，“姓资姓社”的争论再起，各种议论思潮充斥媒体，中国一时间风雨如晦，前路不明。怎么办？邓小平以切身教训和政治智慧，在南巡讲话时强力终止当时“姓资姓社”的争论，他指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可以搞，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并大声疾呼：谁不改革谁下台。这一句“不争论”为中国后来20多年的发展一锤定音，铺平道路。 时间过去20多年，当下中国又进入了争论不休时期。一场有关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以及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等争论风生水起。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争论时期。是搁置争议，还是各方相互不让，开展猛烈攻击，甚至用公权力弄得头破血流。这已经当下必须警觉的问题。当年邓小平所以要提出“不争论”，关键是因为争论怕失去大好时机，争论怕不能聚精会神搞发展，争论怕影响各方利益关系，争论怕让一些政治投机分子钻空子。尤其是经过文革苦难的邓小平明确意识到，争论更会导致社会成员撕裂，不争论就是制止以公权力来打压对方，不选边站队，不给争论者提供政治资源。 回顾中国1949年以来历史，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折腾，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把时间都浪费在喋喋不休的争论上，“不争论”虽然是一种无奈，但我以为更多是一种策略，作为领袖人物，对在关键时刻搁置争论，就是一种开明政治智慧。我以为一个官员是否与中央保持一致，绝不是仅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关键是与中央的总目标保持一致，就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为这个共同目标，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抓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是一个好官员，这就是与中央保持一致。有的官员似乎意识形态上跟得很紧，但是给百姓带来不是福却是祸，不是稳定而是折腾，这样的领导表面政治定力最坚定，其实骨子里是祸国殃民、害党害国。 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今天，对于一些各方争论的东西，我们完全可以按照小平所说那样。比如宪政，从学术解释，宪政本身就是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宪政的要义是：包括立法权和行政权在内的任何政治权力，都只能以宪法为唯一依据，并为宪法所制约。宪政与否，不但要看权力是否受到限制，还要看它受谁所限，看它是受制于宪法，还是受制于别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要不要宪政，如何宪政本身就没有争论必要。比如将权力关进笼子，其实就是宪政，其实就是宪政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权力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再比如宪政的另一个核心是民主政治，那么，我们不是在大力推进地方民主选举，可以从目前村一级直接选举，向乡镇直接选举推进，有的地方甚至可以更快，推进县级直选举。再比如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民主决策，可以让民众更多知情权，更多参与者权，一些地方本身已经在推行公民直接投票表决公益产品价格制订，公共建设的规划。一切有的地方都在先试先行，为什么偏要去争论不休呢？再比如官员财产公开，一些地方也在想法推开。其实正如小平所言，有许多制度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社会主义也可有。这样“不争论”不会动摇执政党地位，更不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有百利而无一弊，怕什么呢？ 从邓小平不争论到胡锦涛的不折腾，虽然经历风风雨雨，但无可否定的，这是中国发展最快时期。中国又进入了千载难逢的改革机遇期，时不再来，机不可失，只有“不争论”，中国才会真正崛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