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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中国媒体又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先有《南方周末》的新年贺词被删改，许多人开始坐不住了，微博迅速呼吁，大批所谓知识界精英竭力拥护《南方周末》员工抵抗新闻审查管理，后来，又发展到一些人在《南方周末》附近举牌声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南方周末》事件还没有平息之时，北京《新京报》又引发了要不要转发《环球时报》有关《南方周末》事件评论而与宣传部门发生争执，甚至有传言说《新京报》总编准备辞职，以示对抗。 这两起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虽然现在外界看似平息，但透过这两件事的起因和发展，我以为其实都围绕着六个字“政治体制改革”。中国要不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这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以为一个广泛的认识，是中国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中共十八大的报告中已经十分明确指出“必须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因此，要不要改其实没有多少争议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什么时候进行政治改革？中共强调的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而不是急躁型、激进式，甚至是雷厉风行地进行改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去解读，我提出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与那些精英们商榷：就是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有耐心，甚至要有足够的耐心。《南方周末》和《新京报》两起事件，再次证明了对于政治改革的态度。 我们时常在评论，浮躁是现代人的痼疾，也是现代人的硬伤。慎密思考、三思而行，“急躁”却常使人不能冷静地审视客观条件而任意行事，其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记得中古波斯三大诗人之一的萨迪有句名言“事业常成于坚忍，毁于急躁”，说明急躁对事业有百害无一利。中国的文化中包含太多急躁，而这种急躁又与西方的文化中合法抗争有着明显的区别，中国的急躁往往是缺少理智，缺乏耐心的。记得法国古典文学作家拉封丹曾经说过，耐心和持久胜过激烈和狂热。我时常思考，人生难免不了等待，有许多等待是必须的，等人，等车，等飞机，办事排队，人世间到处都是等待。人需要等待，是因为事务都需要有个过程。有的是自然过程，每个产房外面等待的丈夫，都希望孩子早点落地，但生产却需要时间，遇到难产，时间更长。着急上火，不仅无助于减少等待时间，反而坏事。我们其它事可以等待，为什么对于动一发而牵千钧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等待呢？ 中国人患急性病带来的问题，非常之大。很多仁人志士，都希望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由贫弱转为富强。今天遭列强欺负，明天可以欺负列强。一次次地找捷径，抄近路，准备用最短的时间，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甚至不顾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搞什么强行起飞。先学日本，后学俄国，再学新加坡，还学美国，都是这个思路。直到今天，这样的思路并没有寿终正寝，还在某些人的头脑中作怪。超美的大跃进，什么中国已经崛起，这样的急躁心态，就思想而言，依旧活跃。动不动就世界一流，办不到，就用数字来堆。其实，我们需要学的，不仅是努力奋斗，还需要学会适时地等待。 对于中国近来出现的一种政治改革急躁情绪，这样的急躁是不是也表现另一种政治体制改革的病态心理，这样心理如同那些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一样，对于推进改革其实弊大于利。对于这些人，我相信他们本没有恶意，心情可以理解，他们希望中国快速发展，希望中国快速民主，心是善良的。但是焦躁不安，心神不宁，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面对新领导的善意表态，心头的急躁情绪开始膨胀，其实这样教训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早已经发生过，而结果，不是推进了改革开放，反而影响了改革开放。 中国是一个需要耐心的国家。这是中国文化特质所在。我们必须要有一种等待精神，急了办不成事急了，欲速则不达，甚至会走向反面。回忆改革开放走过的30多年来历程，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慢了，但是还是在推进。如果我们一定要采取激进办法，以逼宫式的办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比如取消新闻审查，取消中国的党管理新闻原则，搞新闻自由，那么，这反而会让有意阻碍改革的人以话柄，更让那些想积极推进改革的人政治领袖为难，甚至会更胆小谨慎，甚至缩手缩脚，反而会导致本来已经有了的不少自由空间再次受到影响，甚至葬送，这叫不帮忙反添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