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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稍加留意，应该注意到，中国在面对许多对外的国际问题上，表现出强硬姿态。一方面说明随着中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大，在世界的话语权在增强，国际地位得到有力提升。所有这些，对于中国人民而言，这当然是福音。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强硬的背后，各种“愤青”现象频频发生，有些“愤青”表现，对于中国的发展极为不利，更会引发国际关系的更加紧张。 其实在国际外交上，强硬与”愤青”是有明显区别。强硬是有底线的，而“愤青”只是毫无道理地去瞎来。当下中国在对外“愤青”的表现，主要认为中华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最伟大的文化，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强国乃至第一强国。他们不喜欢取得西方国家国籍的华人，也不喜欢别人对中国人、中国政府及中国文化的批评，不管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是谁，也不管人家的批评是否出于善意，更不管批评得有没有道理，一遇批评，就说人家是说三道四，马上反驳甚至谩骂。这些“愤青”仇恨西方国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天生具有侵略及掠夺本性，亡我中华之心不死。三是轻言战争。主张采取极端措施，甚至主张以暴力改变社会。四是拒绝妥协。对外交往一味主张强硬。 “愤青”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成为流行词的，但其实“愤青”现象在历史上早已存在，其产生与发展与中国对外关系有内在的联系。“愤青”最早特指1960年代欧美左翼思潮中主张颠覆传统社会价值的叛逆青年。1973年，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愤怒青年》记述一班不满社会现状而急于改变现实的青年，证明当时已存在“愤怒青年”的称呼，后来该词被简称为“愤青”。由于通信手段的进步和互联网广泛使用，使更多的人可参与到对历史问题和国际局势相关问题的讨论中，这就为“愤青”群体的产生和生长提供了物质基础。顾名思义，“愤青”是指思想偏激、情绪化，有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沙文主义思想、言论和行动的青年。 “愤青”同时具有五个基本特征：一是思维的情绪化、非理性化、简单化。“愤青”容易冲动，容易被激怒，喜欢谩骂，不喜思辨，不善于推理论证。二是标榜爱国。中国的“愤青”认为中华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最伟大的文化，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强国乃至第一强国。他们不喜欢取得西方国家国籍的华人，也不喜欢别人对中国人、中国政府及中国文化的批评，不管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是谁，也不管人家的批评是否出于善意，更不管批评得有没有道理，一遇批评，马上反驳甚至谩骂。这些“愤青”仇恨西方国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天生具有侵略及掠夺本性，亡我中华之心不死。有些人本身就是坑蒙拐骗之徒，本来没有什么人格，却要把爱国当成护身符四处招摇。有的落水狗不仅将“爱国”变成他的救命稻草，还要使其成为飞黄腾达的资源。不仅玷污国家、玷污民族，也让“爱国”这一圣洁的字眼蒙羞，正像妓女令“小姐”一词蒙羞一样，令人不堪。三是轻言战争。主张采取极端措施，甚至主张以暴力改变社会。四是拒绝妥协。对外交往一味主张强硬。五是人格分裂。有些人明明千方百计争取到西方定居，甚至把子女亲戚都送到西方，却在国内偏要将西方说得一无是处。个别人甚至通过咒骂中国才获得了西方的定居权，反过来又要骂西方充当爱国英雄。一面说谎，一面得好处，中国的两面人现在表现相当活跃，在官僚市场上两面似乎非常“吃香”。 “愤青”的祸害已经昭然若揭，然而，“愤青”在中国正如极左分子一样，是一些官员的生存投机之道。其实当今世界已经进入经济全球化，网络国际化，思想多元化，如果不能用开放的思维去理解去解决当下出现的问题，那么，必将陷入思维的死胡同。回望中国历史，无论是西汉和唐朝的丝绸之路，凡是明朝郑和下西洋，到清朝盛世时多国外交官进驻京城，都为中国的开放开启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可惜的是当朝没有好好把握，以至于错失良机，而这一切错失良机，不能不说与我们当朝时期的“愤青”不无关系。历史已经证明，关起门搞“愤青”，最终必将祸国殃民。当然，当代社会“愤青”现象的产生还同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有关。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百年来在中国不容小觑，而就全球来看，冷战结束之后，意识形态并未终结，民族主义业已取而代之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因素。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者都是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带有绝对的不可置疑性。他们骨子里认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于一切，从而使“爱国主义”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变成盲目的、狂热的情感，有时甚至演变成了“害国主义”闹剧、悲剧。 科学认识中国千年外交史上的“愤青”现象，一方面，要认识到“愤青”现象是外交运作的民意基础，善加利用可以作为外交谈判中的一张牌；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其限制外交运作的空间，对实现合理和必要的妥协形成牵制，也就是从“左”的方面对外交运作形成干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