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据最近相关部门一项调查表明，中国社会阶层固态化趋向加剧，在对1000位年轻的企业创业精英调查中，有85%以上来自于官二代和富二代家庭。而在多个县市的年轻官员的抽样调查中，千名被提拔为正科以上领导干部的官员，有80%以上家庭是官二代和富二代。有社会学者分析认为，中国社会阶层已经进入低流动性阶段，社会流动性越来越差，社会固化越来越严重，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社会地位、收入、教育水平等等资源性影响越来越严重，世袭化倾向在加快。 社会流动性差，就是所谓社会固化，用一句古话来说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钻地洞”；而社会流动性好，就是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中国古代，实现社会流动很大程度上靠科举制度。在经济学中，衡量社会流动性的指标是两代人的相关系数，包括收入的相关系数、社会地位的相关系数、教育水平的相关系数等。 相关系数等于1，意味着上一代人的收入完全决定了下一代人的收入，这样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固化的社会；相关性等于0，意味着无论上一代人的收入如何，下一代人的收入都是随机分布的，两代人的收入之间没有相关关系，这样的社会就是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如果相关性等于－1，意味着如果你的父母是社会中的最高收入者，那么你将是社会的最底层，这就是革命。正常情况下是不会爆发革命的，因此社会流动性的相关系数通常是在0—1之间波动。两代人的收入之间总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你的收入又不是完全由父母的收入完全决定。其实基尼系数没有那么重要，美国的基尼系数很高，北欧国家的基尼系数很低，问题并不出在收入差距本身，而是出在在中国权和钱对一个人未来的影响越来越重要，许多西方国家上一代对于下一代影响力在减弱，而中国却在不断加码。 其实社会不平等西方国家比中国好。一项研究中，发现美国人民极大的低估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然而，不是因为他们不在乎，而是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功：“美国梦”就是描述美国社会这种高流动性，所谓“美国梦”，就是说我以前什么都没有，但是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大房子、大车的生活。 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是什么情况呢？中国在改革开放前20年，社会流动性是非常高的，有人开玩笑说改革开放前10年，发财靠胆子，叫“泥鳅发财，田螺发呆”，许多甚至劳改释放犯都成为先富越来的人；第二个10年开始，发财靠路子，社会流动性开始降低，再过十年，发财靠老子，那就是社会流动性最低了，靠计划与市场的差价，靠倒爷式发财。 根据2010年的一项研究，1998年后，中国社会流动性在降低，所以才出现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官三代、富三代。现在这精英阶层里面还分层，比如红二代看不起官二代，官二代看不起富二代。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所以像“我爸是李刚”这种事情就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事件。 其实这现象中国历史上出现多次，古代科举制度刚开始给社会提供了比较高的流动性，但随着社会逐渐成熟稳定，社会流动性都会降低。比如明朝的进士，有多少是精英家庭出来的，有多少人是普通老百姓：早期的时候，进士出身于精英家庭的比例只有20%，然后随着时代的推延，这个比例一直上升到60%，后来虽然有下降，但总体而言的趋势都是上升的。所以，到了万历时期，80%的进士出自精英家庭，老百姓就没什么前途了。 中国当下高考制度跟科举制度类似，其教育的水平和质量越来越取决于出生和出生地： 2006年的一项研究指出，1990年中国城镇和农村适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分别是2.6%和0.9%，前者约是后者的三倍，而2003年分别为26.5%和2.7%，二者差距扩大到了近十倍；甚至像北大、清华等知名大学里农村二代越来越少，而官二代、富二代越来越多，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学生比例为16.3%，比1991年减少2.5个百分点，而去年这个更低。更有一项调查表明，在中国的“211”和“985”知名大学里，来自贫困家庭和农村家庭的学生几乎是断崖式下降。 社会阶层的固化来源于一个社会政策性问题和制度法律导向性问题，因此只有深化改革才能根本解决问题。政府要做的就是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首先就是要保障机会公平，需要消除体制歧视，比如户籍改革、尽快消除二元体制、市场准入、职业限制、实现更公平的劳动力市场。全国统一的市场不仅是商品市场，更重要的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同时，真正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还要求考虑动态的机会公平，这要求政府公正有力，能科学合理决策，这其中，教育和健康平等至关重要，政府是公平象征，政府要做的是尽量消除机会的不平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