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出山记

从《茶经》的空无一笔到现代备受推崇，偏居云南的普洱茶从茶山出世经历了怎样的流转起伏？

唐代陆羽的《茶经》在宋朝有了陈师道的序：“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又有功于人者也。”陈师道不愧是名诗人，谈饮食话题同样精准而周密。通常人们会认为陆羽有眼光，会品鉴，但陈师道发现陆羽其实推动了一个产业的发展，自从有了《茶经》之后，荒山野岭成了熙熙攘攘的集市，商人有了发家的资本。

唐朝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里的名句“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很重要，一来透露出茶叶能够有不错的利润，二来更说明茶商以他的经济实力可以娶到明星级别的妻子。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廖宝秀介绍，“唐中叶之后，茶诗成为重要的诗歌题材，刘禹锡、白居易都写过不少茶诗，他们喝茶品茗，不是单为解渴，而是上升为精神领域的活动。”唐代茶碗和茶托很多，像白居易宅出土的就是邢窑的白瓷盏，这更说明茶文化的兴起不仅带动了一个行业的发展。

唐代王敷撰写的变文体写本《茶酒论》中提到“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这是将中国茶叶销售的盛况很早记录下来的文字。

正是因为《茶经》的重要性太强，后世读者发现《茶经》中的记载并没有覆盖国内茶叶的全貌，会有一种惊讶。

宋朝的蔡襄发现陆羽在《茶经》里“不第(品鉴)建安之品”，实在不应该，于是特地写了本《茶录》向皇帝推荐福建的北苑贡茶。

更有甚者，宋朝的黄儒觉得蔡襄没说清楚，天下第一的建安茶现在出名的根本原因在于天下太平，“故殊绝之品始得自出于蓁莽之间，而其名遂冠天下。借使陆羽复起，阅其金饼，味其云腴，当爽然自失矣。”“爽然自失”这个成语的意思大致是“心中无主，空虚怅惘”。茶人的见异思迁与厚此薄彼是很普通的事，推广家乡茶的热忱也可以体谅，但说茶圣陆羽只要喝到了黄儒的家乡茶，就恍然若失，好像陆羽一生的茶全白喝了，未免太刻薄，太自大了。

有一件事情是真的，陆羽的确生活在不太平的时代，深受安史之乱的痛苦，战乱结束后，陆羽在自铸的煮茶风炉上刻下“圣唐灭胡明年铸”几个字作纪念。

陆羽的《茶经》其实还包含着一个秘密，就是陆羽未必是发明出了一种全新的茶道。中国人大多都知道先民喝茶的时候会在茶叶中加入盐巴、芝麻、花生等一起熬煮，陆羽提倡了一种比较纯粹的饮茶方法。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发现，在陆羽之前，这种纯粹的饮茶方式就已经存在。晋代杜育的《荈赋》描述晋代茶人的趣味：“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这段文字之所以被敏感的日本学人发现，当然是因为这段文字所描写的内容与日本抹茶相似。这段残留的文字也保留在陆羽的《茶经》里。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多种茶道在汉文明中同时存在，陆羽倡导的只是历史上有过的一种茶文化。这种茶文化在宋代皇帝宋徽宗那里达到了最高的水平。

陆羽的《茶经》没有记载普洱茶，这是很多茶人想弄明白的一个谜。《金戈铁马大叶茶》的作者邹家驹先生认为：“陆羽为《茶经》准备资料期间，正值天宝战争和‘安史之乱’，他没有条件进入云南考察。”“到南诏同大唐修好时，陆羽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这次和好臣服，南诏仍然以一个事实上独立的政体存在。同小叶茶不可能进入云南一样，云南大叶茶并没有因为重新修好而进入唐地。”

孔明

南诏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所费笔墨不多，但南诏却是当时不容轻视的重要政治力量。对普洱茶来说，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普洱茶严格地说起来是商品名，一般可以说是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普洱茶有可能是所有茶叶的祖先，茶山地处中海拔、低纬度，北回归线横贯东西，被古生物学家认定为没有受到第四纪冰川波及的地方。从科学角度看，普洱茶是水浸出物含量最高的茶叶。云南濮人也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早饮用茶的民族。

云南少数民族传说中，茶祖有多种说法，濮人后裔布朗族所崇奉的茶祖是叭岩冷，不过，最有意思的应该是诸葛亮。

清朝道光年间编撰的《普洱府志·古迹》中有记载：“六茶山遗器俱在城南境，旧传武侯（诸葛亮）遍历六山，留铜锣于攸乐，置铜于莽枝，埋铁砖于蛮砖，遗木梆于倚邦，埋马蹬于革登，置撒袋于慢撒，因以名其山。莽枝、革登有茶王树较它山独大，相传为武侯遗种，今夷民犹祀之。”

“武侯遗种”的说法不太可信，植物学证明四川并没有大叶种茶。诸葛亮与云南茶叶的关系更有可能只是诸葛亮对云南的产业规划进行了比较合理的布局，北部种植蜀国需要的粮食，道路艰险的南部种植茶叶，安居乐业。

“孔明七擒孟获”的故事早已经深入人心，孔明当然带来了儒教、道教等先进文明，不过历史记载，孟获的哥哥孟优到了巍宝山出家，传授天师道，天师道是当时比较先进的文化，可见孟获孟优族人文化程度不低。但朴实的少数民族至今仍然尊敬孔明，这是云南历史文化引人注目的现象。

著名导演田壮壮和作家阿城走过一次茶马古道，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德拉姆》（2004年），导演斯科塞斯称这部电影“是一部永恒的历史教材，向世界展示了那个地区不同文化和宗教的融合统一。”《纽约时报》说该片是“一部在质量和艺术上都堪称为伟大的影片”。此片虽然没有刻意去讲茶，但少数民族感人的精神气质却展露无疑。其中也提到了当地部分民众信仰天主教的场景。邹家驹在他的书里写过：“从怒江丙中洛通往藏域的古道边，坐落着一个二十来户叫秋那桶的怒族小村庄，村中最大的建筑是一座简易的天主教堂。我问村里长者祖上改信洋教的缘由，他说洋传教士说他们是孔明派来的。”

南诏

唐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进藏，茶作为陪嫁之物而入藏。文成公主爱喝茶，松赞干布当然也就爱喝。饮茶之风，一时蔚为时尚。

吐蕃、南诏、大唐三者的关系在茶气的氤氲氛围中开启了一段急管繁弦的外交、军事与政治纠葛。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南诏的独立，促使了云南大叶种茶的快速发展。

原先，因大叶种茶味酽苦涩，“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这种饮用方式随着种茶民族在喜马拉雅山麓两侧的迁徙，随处传播。有学者认为，印度吃茶习惯是景颇族（境外叫克钦族）带进去的。荷兰人范·林索登1598年写的《旅行日记》记载，印度吃茶方式很特别，拌着大蒜和油，当作蔬菜一起食用。印度人也会把茶放入汤中煮食（周重林《茶叶战争》）。

南诏的饮茶方式是特有的罐罐烤茶。“洱海地区烤茶很讲究火色，烤茶时，用拳头大小的小陶罐，先在栗炭火上把罐子烤热，再把茶叶装进去放在火上烘烤，不时摇动，把茶叶焙成黄色，再冲进开水烧涨，倒进杯中。不能倒满，加进适量开水即可饮用，味道清香可口，这样可喝三次。如果再喝，又重新再烤。当地人喜用小罐烤茶招待客人，俗称‘雷响茶’。”

2015年3月20日，我从广州新白云机场起飞，经昆明转机抵达临沧。临沧，因濒临澜沧江而得名，既是地理书里通往缅甸和东南亚的重要门户，素有滇西南“边陲宝地”和通向东南亚、南亚“黄金口岸”之称。见到临沧机场的数驾战斗机我才醒悟过来，这里也是近期果敢战事新闻里频频提到的地点。

我乘坐大巴赶往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据说是全称最长的县）勐库镇。入夜，勐库戎氏举办的歌舞晚会中，有两位哈尼族少女表演冲泡罐罐烤茶，她们用茶则从茶罐中取茶，倒入罐中摇动。动作舒缓优美。过了一会，可能又倒入小米之类，然后倒入沸水，罐罐中发出不小的噼里啪啦的声音。煮好后倒入一个个黑色小碗端给我们。茶清香扑鼻，有蜂蜜味道，非常甜，茶的涩味感受不到，茶气温和。当然也会有人喝了之后下意识问道：“这还是茶吗？”这当然是茶，有可能这种饮茶方式在汉族种茶之前就存在了。

随着南诏势力的扩展，罐罐烤茶延伸到很远的地方。少数民族往往在火塘边烤茶，如果生活方式改变，比如进入城市，罐罐烤茶可能会消失。难以想象的是，邹家驹在缅北重镇果敢见到的传奇人物彭家声也喝罐罐烤茶。邹家驹问主人其他民族喝不喝罐罐烤茶，回答是都喝，而且天天喝。一个火塘，一个土陶罐，一把大叶茶，成了缅北地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

按照英国人类学家麦克法兰的观点，茶消灭了细菌，这让中国的唐宋时期的人免于疾病困扰，还增加了营养，这让广大的人口得以持续创造财富。

唐代，恰好是大唐、吐蕃、南诏茶叶命运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大叶种茶和小叶种茶齐头并进，平行拓展着自己的空间。

禁欲

北宋乾德三年(965年)，后蜀被平定不久，因烧杀过度被降职的王全斌“欲乘势取云南”，以地图进献。太祖赵匡胤“鉴唐天宝之祸起于南诏，以玉斧划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

大宋用茶叶同北疆易“陕马”，南渡以后，“陕马”来源断绝，不得不主要依靠来自大理的战马。在宋代的记录中，同云南不可以用茶叶易马，必须付现购买。原因很简单，云南有自己的罐罐烤茶，不习惯味道淡薄的小叶种茶。

宋徽宗将中国茶道发挥到登峰造极，他的《大观茶论》中的标准至今仍然是饮茶的标准，如雀舌、谷粒、一枪一旗，一枪二旗。他制定“斗茶”与“咬盏”的规则，亲自为臣下点茶。

可以发现，宋代中国茶道中，游戏与品饮是兼顾的。但对照“茶仙”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又名《七碗茶歌》）中写的内容：

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

宋代灭亡，中国茶道于是式微，正式灭绝是在明朝。有一天，住在皇宫里的朱元璋突然觉得农民制作末茶太辛苦了，于是下令贡茶不用末茶。明沈德符的《野获编补遗》卷一“供御茶”条记载，明初所贡给朝廷的茶是用宋代以来的制法做的团茶。但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九月，洪武帝为了节省民力下令不要再制造团茶，可以直接进贡叶茶，末茶于是渐渐灭绝。青木正儿考证，此时正是日本抹茶（中日末茶有相关性，不尽相同，写法也不一样）最隆盛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