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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8月12日，天津港爆炸事故发生以来，中国国内对于这次爆炸事故的发生、发展，以及背后种种质疑声不断。人们从关注，到质疑，体现了国人对于人性的关注。 在一片质疑声中，人们，甚至整个社会都在关心，包括瑞海公司存3000多吨危险品是正常吗？爆炸的公司是谁的？背后又是谁？瑞海公司的环境评估、安全评估、企业资质是如何通过的？这次事故天津市总指挥是谁？为什么3000多吨危险品存在港区，到底谁在监管？如此失控状态，在中国其它地方存在吗？人们生活在移动武器仓库边，安全谁来负责？一系列的责问，一系列的质疑，恐怕一时要搞清楚很难，中国无论是官场，还是市场，其水的深度恐怕国外是很难理解的。 然而，尽管开了8次新闻发布会，但是为什么开一次，公众却总是不满意呢？其实这是与中国对于事故处理信息公开方法方式的陈旧有着很大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内地的官员对于事故：一是隐瞒，喜好遮遮掩掩。二是回避，不敢面对事实，就轻避重。三是转移关注，当人们关注事故发生的伤亡情况时，官员和媒体宣传的是领导重视，现场救援涌现出可歌可泣英雄事迹，与公众所需截然相左。如此陈旧的方式，不仅与当下互联网传播严重脱节，更与当下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严重脱节。这种不接地气的方式，常常引发社会公众的更多质疑，导致整个社会官场与民间对于事故认知的撕裂，最后结果是信任度降低。 在突发事件的信息公开方面，国外的一些做法倒是值得借鉴。 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西方国家遇到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类突发事件时，最先发布的信息往往是宁可把事件的危险性或危害性，把可能造成的伤亡损失情况说得严重一些，而不是相反。然后，随着调查的深入，依据调查结果逐步作出修正。由于最先发布的情况更严重，修正后的情况比预先估计的要好，往往更易于为公众接受，有利于公众情绪的平复、紧张气氛的缓解，效果比较好。 以美国2001年“9•11”事件为例。恐怖袭击发生后的第十五天，美国官方公布的“经核实后”的失踪人数为6398人；当年的11月11日，也就是袭击事件发生两个月的时候，官方公布的修正后的失踪人数为3748人；2002年9月11日，即“9•11”事件一周年的时候，美国国防部公布了遇难者和失踪者的统计数字，总数为3025人。而最终核定的死亡人数，是2996人。 事情就是这样，按照“最坏的可能”来发布信息，反而为事件处置赢得了主动。总想减轻危害、淡化灾情，初衷可能是害怕引起恐慌，但实际上随着伤亡数字上升，反而可能导致人们的恐慌和焦虑升级。这里面其实有“信息心理学”的道理，需要我们细心体察。 这给我们的启发是，中国官方应该理解、尊重和顺应公众心理。不应纠结是否要把最坏的可能性告诉大家，就算公众的承受能力有限，但有心理准备总比没有好；即便证实事情没那么严重，也不应担心下不了台。事情有好转，大家总会愿意接受，情况由坏变好、损害由重变轻，其实跟公众内心的期望是合拍的。 一个13亿人口国家，我们绝对不能保证不出重特大事故，绝对不能保证事故不死亡人。问题是事故发生后，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应该如何来应对社会的关切？应当如何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杜绝事故再次发生？应当如何对社会对公众有个负责交待？而这迫切需要彻底查清事实，严肃追责，让公众知晓，而不是隐瞒，虚报，甚至造假。因此，质疑其实是还原事故的最好办法，质疑也是弄清事实，让社会监督最好办法。然而，一直以来，中国官方总是不能让人们满意，因此，久而久之导致社会公众对于官方不信任，不信任的存在，尽管你拼着老命想让公众理解，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裂痕在不同群体间延展，这远比那些看得见的创伤更为可怕，也更难修复。 这时，批评者的声音就弥足珍贵，绝对不能将质疑和批评与谣言划上等号。换言之，理性的质疑和批评者并不是前行路上的绊脚石，他们也是合格的建设者。我有理由相信，随着改革的深入，随着传播全球化，那些传统的信息思维方式终究会被历史抛弃，而未来肯定是越来越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