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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38军的习近平贴身智囊 身世大曝光

2015-7-13 09:20|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119| 评论: 0

摘要: 习近平的重要智囊——刘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身边围绕着一群低调且神秘的智囊,这些人虽然不为外界所熟知,但能量足以左右整个中国的政经格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便是其中之一。而作 ...

习近平的重要智囊——刘鹤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身边围绕着一群低调且神秘的智囊,这些人虽然不为外界所熟知,但能量足以左右整个中国的政经格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便是其中之一。而作为习近平重要的经济智囊,刘鹤竟出身军队。文革期间,刘鹤来到吉林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年以后,他结束知青生涯,加入号称“万岁军”的38军当了一名军人。1978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恢复办学,他考入该校工业经济系。曾与他同时期在38军服役的企业家任志强回忆,刘鹤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期间还“曾给他打工”。本文摘自《环球人物》周刊,作者田亮,原题为《刘鹤,总书记的经济智囊》。

人物简介:

刘鹤,1952年生,北京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长期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2003年3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下文称中财办)副主任。2013年3月起,任中财办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2015年6月23日的一则消息,让中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当天,两年评选一次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奖作品公示,刘鹤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获奖。作品将公示1个月,不出意外,刘鹤将获得10万元奖金。

对刘鹤本人,业界已有诸多评价:“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操盘手”“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智囊”“中国新经济计划的总设计师”……美国彭博新闻社称刘鹤为“中国的萨默斯(美国白宫原首席经济顾问)”,以强调刘鹤在经济决策中的重要性。

准确判断危机后形势

孙冶方(1908-1983)曾留学苏联,后出任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是经济学界杰出的学术领导人之一。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被誉为国内经济领域最高奖。吴敬琏、樊纲、林毅夫、周小川、李克强、许小年、陈锡文、楼继伟等先后获得此奖。

评奖委员会主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我们自己并不说孙冶方奖是最高奖,但它得到学界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可。它1984年就设立了,是国内在经济领域最早设立的重要奖项。由权威学者组成的评委会,非常注重作品的学术水平。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的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的奖金都是100万元,我本人也是吴玉章奖获得者,但这两个奖的评选对象是人,孙冶方奖评选的是作品。虽然刘鹤身居高位,但评委会并不受其身份影响,以前有很多部级以上领导的作品没有评上。”

刘鹤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发表于2012年,比较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认为,他概括得很到位,特别是对2008年危机以后走势的判断,现在看来都是准确的,比如缓慢地复苏、还会出现新的问题等等。文章最后得出的启示,比如树立底线思维方法、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等,对现行政策制定更是具有前瞻性、参考性意义。”张卓元说。

此次论文获奖,并非刘鹤第一次引起关注。

为3任总书记起草经济讲稿

2013年10月,美国《华尔街日报》刊文介绍了刘鹤。文章称,2013年5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伦飞往北京参加一场中美高层会晤,习近平指着自己身边一位身材高大、有着学者风度的助手对多尼伦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这样的介绍出乎多尼伦的意料,他本来并未安排与刘鹤见面。当晚,多尼伦的随行人员与刘鹤在人民大会堂预订了一个会议室,双方在会面期间都做了笔录。

这篇文章被国内媒体争相转载,使刚上任中财办主任7个月的刘鹤受到高度关注。多家媒体称,刘鹤参与了“八五”计划、“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和“十二五”规划纲要的编制,同时还是十六届三中、五中、六中全会,十七大,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文件重要执笔人,已为3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起草经济讲稿。他还让“顶层设计”一词火了起来。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刘鹤在近年来的五年规划纲要编制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11年3月公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第十一篇“改革攻坚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导语部分写道:“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是党和国家重要文件中首次使用“顶层设计”这一概念,而刘鹤全程参加了“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起草。“顶层设计”一词源于信息产业,刘鹤曾在1998年至2001年负责国家信息中心工作,2001年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成立后,又当了两年办公室副主任。

就在“十二五”规划纲要公布前5个月,时任中财办副主任的刘鹤在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同届校友胡舒立采访时说:“‘顶层设计’指的是主体结构和主要模式。有了这个设计之后,才谈得上其他。提出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改革30多年,现在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和面临各种各样新的重大改革议题条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稳步协调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顶层设计,包括主要目标以及先后顺序。具体的顺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安排。”

身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在2013年9月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如今,“顶层设计”这一概念在中国几近家喻户晓。

曾给任志强“打工”

刘鹤曾就读于北京一〇一中学。这里东临清华,南接北大,1952年8月与中组部所属干部子弟学校“华北中学”合并,1955年取现名。郭沫若为校歌作词:“你是永不自满的象征,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由完成走向更高的完成……”

1969年,刘鹤和当时很多城市知识青年一样,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上山下乡的道路,来到吉林省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年以后,他结束知青生涯,加入38军当了一名军人。38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赢得“万岁军”称号,在全军声名赫赫。据同时期在38军服役的企业家任志强回忆:“这支部队对我个人的成长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严格的纪律,顽强的拼搏,勇夺第一、永不服输、不屈不挠、宁可战死绝不后退的战斗精神,在每一位战士和干部的心中扎下深深的根,最终影响整个一生。”

当了3年兵,刘鹤来到北京无线电厂当工人,后转为干部。据该厂原副总工程师严毅回忆,当时厂里的主打产品是畅销全国的“牡丹”牌收音机。改革开放前,收音机属于奢侈品,“最便宜的‘牡丹’牌收音机的价格也在100元以上,大部分产品都要卖三四百元”。

刘鹤在2008年撰文回忆:“30年前我们以惊喜的心情迈进大学,赶上了时代的末班车。”1978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恢复办学,他考入该校工业经济系。该系有两个班:工业经济班和建设经济班。系里一位同学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刘鹤在建设经济班。“建设经济班的好多同学毕业后分到了建设部(今住房城乡建设部)。”官方微博“人大校史笔记”称,刘鹤于1986年获得工业经济系硕士学位。

现为中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的陈锡文,于1978年从黑龙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1983年,在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任教的杨伟民,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读研究生,现为中财办副主任。这3位大学校友也许没有想到,30多年后会在一起工作。

“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决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那时,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项历史性决策的非凡意义,甚至到了今天,还有人怀念‘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平均主义贫困和那时享有的精神特权,但是中国已经向前迈出了不可逆转的一大步。”刘鹤后来写道。

任志强说,刘鹤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曾给我打工”。1984年春,北京市西城区准备拆除重建西单老商业区,任务交给了华远公司。当时在华远下属的人才交流开发公司当经理的任志强,接下了撰写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任务。“那时没几个人懂什么是‘可行性研究报告’。我与人民大学工经系研究生班建立了联系,领头的4个人是邹刚、黄铁鹰、刘鹤与顾从之。这个团队先后完成了西单食品大厦(今华威大厦)、四川大厦、青岛市人防工事利用(后得了国防部二等奖)等3个研究报告,另外还完成了《西城区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他们调查了包括广州南方大厦、北京的百货大楼和西单商场等当时许多大型商场的经营方式、财务与盈利情况,结合西单地区的客流和现有商业经营的情况,给出了商场经营规模与盈利能力的对比、建设资金的要求与经济效益的分析等。经过反复讨论、修改,报告让公司和区里的所有领导都大开了眼界。”

“尽管这些当年的学生们如今都当了大官、教授,成就了一番事业,但最牛的还是我,是我给他们发的第一份工资,并帮助他们走入了社会,1984年就让他们成了万元户。”任志强回忆道。

20年前的预见性

1987年离开学校,刘鹤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他在此期间就开始站在国家的高度,主笔撰写《中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报告,受到国务院负责人的高度重视,于1988年被调到国家计委(2003年改称国家发改委),从事产业政策工作。他曾担任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副司长,共在国家计委工作了10年,主持制定了11部国家产业政策,其中5部由国务院正式对外颁布。插队时期的1年农村生产经验和北京无线电厂的5年工业工作经验,有助于他认清国家产业结构状况,为他研究和制定国家产业政策打下了基础。

进入国家计委后,刘鹤每年都有研究成果发表。他在1998年发表的《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源何在》一文中谈到,今后 20 年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很可能是小城市为吸纳更多的人口进城而实现城市规模经济的调整和竞争过程,10 万—20 万人口的上千个小城市会逐步形成气候,与大中城市形成互补的城市网络,这必然将派生出来巨额的投资需求并相应对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构成发生影响。他的观点引起学界共鸣。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公布,学者认为,其中的建立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增强中小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等内容与刘鹤当年的观点是一致的。

1998年,刘鹤做了另一件意义深远的事。“记得是在1998年6月,当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我感到,需要在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进行严肃讨论和深入交流,希望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讨论平台,在相同的研究层面上交流学术思想。我和樊纲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讨论了这个想法,我们之间有强烈的共鸣,决定发起50人论坛的组织工作。论坛的宗旨是,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改革的重大问题献策献力。论坛的定位是,集中国内重大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而不是单纯学术性的讨论,希望邀请国内经济学界各主要领域有代表性的学者参加,进行不定期的交流。我们的想法得到了吴敬琏老师和易纲老师的认同,大家共同倡议,组织一个非正式论坛。”刘鹤回忆道,把这个论坛称为“50人论坛”是樊纲的主意,他认为这个名称比较符合国际惯例,也可以体现论坛的包容性。不久,中国经济50人论坛就成立了,主要由一流学者组成。目前,论坛中有包括刘鹤本人在内的多位十八届中央委员。

吴敬琏评价说:“从组织‘50人论坛’开始,刘鹤的特点就很明显。他能鼓励学者们发挥专长,独立地对经济问题发表咨询性意见,长于集思广益。”

论坛的氛围是轻松的。“记得在2003年5月,当非典疫情仍在全社会心理上造成较大威胁的时候,50人论坛的经济学家们迫不及待地聚在一起,共同探讨这一重大社会事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启示。当时,论坛的组织者在颐和园租了一条龙船,在昆明湖上讨论和总结非典带来的宝贵经验。”刘鹤回忆道。论坛参与者也敢于直言。在今年2月举办的2015年年会上,樊纲说,“十二五”期间,政府选择一些产业加以扶持的政策是不成功的,“特别是一些新兴战略产业,一旦我们列入了这种产业政策,各级政府都去资助,市场上也都在忽悠,一下子就变成了一种过剩产能”。樊纲建议,今后应更多实施普惠式的政策,鼓励各行各业应用和发明新技术。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发起后,成为竞相模仿的对象,各种“50人论坛”纷纷出现,如中国汽车50人论坛、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中国社会治理50人论坛等。

“最重要的经济智囊”

2003年3月,刘鹤出任中财办副主任,开启了在中财办的职业生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下设的中财办,是负责经济工作的最高议事机构,是一个正部级机构。近20年来,中财办主任都同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2008年9月17日,即全球知名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两天后,金融海啸即将横扫世界,时任总理温家宝派刘鹤到美国与哈佛大学的一组专家会面,商谈对策。刘鹤曾于1995年获得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此次他见到了哈佛大学校友、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教授。赛奇回忆说,刘鹤的使命,就是向温家宝传达美国陷入金融危机的深度。两个月后,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出台。这项计划现在受到质疑,但很多人认为,在当时,这样部署是正确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鹤的影响力愈加突显。他的获奖论文《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发表在吴敬琏主编的学术期刊《比较》的2012年第五期,获得学界的广泛好评,特别是文章结尾处的3点思考: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我国的战略机遇,在本次危机前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危机后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我国在危机前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危机后应把握这些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

“底线思维”理念得到习近平的认同。在2013年初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此后,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提及“底线思维”。

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及“新常态”:“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张卓元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说,刘鹤所讲的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变化,即指危机过后,我国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与后来中央提到的‘新常态’的含义是一致的,刘鹤的观点有其预见性”。

2014年8月,某财经媒体筛选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智囊榜单,刘鹤居首位,陈锡文、林毅夫、刘世锦、李扬、蔡昉等也入选。该榜单的入选标准包括:他们首先都是一流学者,有着独立的研究精神和傲人的论文著作、研究成果,而且即使是在行政岗位上依然不脱离学术研究;其次,他们在权威智库机构中担任要职,其所在的机构具有重要的政策咨询性质;其三,他们经常有机会向国家领导人陈述意见建议,其研究成果能影响经济决策,并对社会经济进步有重要影响。

低调,思想开放

细心的人发现,刘鹤2014年12月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5年4月到上海调研时,头发已变得几乎全白。张卓元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他以前是染发的。大约在两三年前的一次春节团拜会上,他说,染发对身体不好,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不染了。”当被问到刘鹤的性格与处事特点时,张卓元说:“低调,思想开放,虽然身居要职,仍注重研究问题。”时至今日,刘鹤与任志强、余永定等一起工作过的很多人仍是十分要好的朋友。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开会的时候,针对别人提出的敏感问题,刘鹤并不正面作答,而是会提出自己的问题。因为患有喉疾,他说话声音很轻。中财办在回复《华尔街日报》的电子邮件中说,刘鹤认为外界对他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的角色有许多误解,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政策是通过一个集体决策体系制定的,任何个人发挥的作用都是相当有限的。

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了“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名单,此前呼声较高的刘鹤没有进入该名单。余永定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中财办是“在后头领导,不一定直接出面”。有评论认为,“十三五”是中国从大国向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刘鹤将继续受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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