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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戴笠（右） 这份遗嘱实是戴笠城府之深的典型体现，它不是一般的矫情造作，而是在粉饰乃至捧出对蒋介石的一番忠诚，以便事后攫取遇危不乱、成功成仁的政治资本，为他进一步爬上高位再增加一块高高的垫脚石。 在新近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飞将军蒋鼎文》一书中，作者陈侃章查阅梳理海内外大量档案文献数据，经多年积累，悉心写成第一本蒋鼎文传记，尽力接近复杂的历史真相。 书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从一个侧面给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观察提供更多元的视角。本报全民阅读周刊本期所摘录的部分，系首次披露。 西安事变的演变在不知不觉中扯上了戴笠，且还是处在向和平转折的关键节点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戴笠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然危难之中的西安一行，毕竟烙上了历史的印痕，而戴笠本人也由此做足了文章。 对于这段插曲，不少人乃至许多为文作史者有意无意地不加辨识，竟纷纷落入戴笠精心设计的一个貌似悲情的陷阱中。殊不知，戴笠这一化险为夷的“妙着”，是在特定的背景下，亦是在无可奈何之中作出的自我保护之举。 戴笠，1897年5月生，浙江江山保安村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为黄埔系的中生代人物。 “特务天王”的空前惨败 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自然是戴笠重点监视的对象，为掌握张、杨的动态，戴笠对张、杨周围的亲信人物主动交往，以钱、色、情、职为手段，布下了不少棋子。然张、杨见怪不怪，对戴使用的这套特务手段应对有方，阵脚不乱。 张、杨都是有心机的政治人物，为麻痹戴笠、CC系（国民党内部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代表的派系——编者注）所派特务们的监视活动，双方之间的往来采取“暗通明不通，上合下不合”的方法，有时还故意暴露一些双方矛盾对立的事件。这些举措，把老奸巨猾的戴笠和张、杨身边的晏道刚都蒙骗了，他们满以为张、杨“强龙”和“地头蛇”斗争好戏会随着剧情的深入连续上演，却不知张、杨卖个破绽，虚晃一枪，把戴笠们的注意力转移了。事实也得到印证，由于戴笠这一情报系统的重大受骗，导致西安扣押蒋介石事件的顺利进行。 实际上，扣蒋的军事调配部署还是有不少响动的。自1936年12月8日张、杨决定实行兵谏以后，双方分别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东北军方面，以一零五师师长刘多荃为临潼行动总指挥，一零五师第一旅两个团在华清池周围地带警戒，以防备在采取武力行动时，蒋介石的卫队掩蒋突围；一零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率孙铭九的卫队第二营和王玉瓒的卫队第一营守卫华清池头道门，用一个连担任扣蒋任务，又调回甘肃固原的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和在长安军官训练团受训的骑兵第六师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参加行动，因二人枪法精准，必要时可以有效对付蒋介石卫队的反抗。 对于这些调配部署和目的性很强的军事演习，戴笠分布在张、杨内部的特务和耳目竟毫无察觉和报告。虽然，此前戴笠也得到一些不着边际的信息，但都为没有实据的传闻，戴笠斟酌后，自己也否定了其可靠性。而对于这些传闻，早在戴笠之前，陈诚亦向蒋介石汇报过，且比戴汇报的还要详细。或许事前不知情还可推说是张、杨保密工作严密所致，但事后不知情，且应对速度如此之慢，则素以情报灵敏著称的戴笠就无法解释了。 南京得到西安发生兵变的消息，是中央军樊崧甫部于12日下午3时多发出的电报：“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戴笠获知西安异动后，如坐针毡，频频向西安秘密电台呼叫，可如泥牛入海，均无回应。直至次日，特务处西北区区长江雄风才报告戴笠：张、杨异动，校长被押，情况不明。 而此时，公开媒体都报出确切消息，张、杨《对时局宣言》在12月13日西安《解放日报》上刊登；宋美龄已收到张学良发出的电报，连远在香港的宋子文也获知确情。这一切无疑是打了戴笠一记闷棍，他的情报机构全线哑巴，他要获知西安的情况还得通过其他渠道来了解。 事前被蒙骗，事发不知情，事后仍不明，戴笠感到无比的羞愧和耻辱，这是他的直接失职，也是他从事特务工作以来最大的失败。 戴笠惶惶终日，度日如年，特别是南京当局决定准备对张、杨大肆讨伐之时，戴更感到事态的严重，一旦战火发生，不仅校长性命不保，而且他的人生之路也将重大逆转，前途不仅仅是渺茫而已！ “复兴社”头目文强对此有形象的记述： 我记得事变发生的三四天之内，戴笠哭丧着脸，绕屋嚎叫，一筹莫展，认为蒋介石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他想出的办法是赶快找到能飞檐走壁的夜行者，准备爬越城墙，星夜去西安救其主子。 正当戴笠万念俱灰之时，转折却突然到来，宋子文从西安返京后，即邀戴去他住处，并告诉他将再次返回西安，并请戴一道同去营救委员长。这使他既吃惊又欣喜，他终于感到宋子文还是重视他，而且是在关键时刻启用他。 12月22日中午，戴笠随宋氏兄妹、蒋鼎文、端纳、郭增恺同乘一架飞机经洛阳转至西安。 急留遗嘱表忠心 戴笠在西安约为两天时间，从迄今所见的史料看，没有作为。此行张、杨并没有为难他，反而给予他很高的礼遇、自由的行动。也许为了弥补此前的严重失职、挽回政治和忠心上的失分，心机极深的戴笠却留下一份怪诞的遗嘱，遗嘱是这样写的：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学良）寓地下室。 这份遗嘱实是戴笠城府之深的典型体现，它不是一般的矫情造作，而是在粉饰乃至捧出对蒋介石的一番忠诚，以便事后攫取遇危不乱、成功成仁的政治资本，为他进一步爬上高位再增加一块高高的垫脚石。 这份“遗嘱”虽未署日期，然从文中“自昨日下午到此”及“领袖蒙难后十二日”之语推算，当写于12月23日，戴笠到达西安还只有一天，他是22日傍晚到达，24日离开的，停留在西安的时间再这么算也不到两个整天，只两个晚上和一个多白天而已。那么，这两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先来看戴笠这两天的活动： 22日傍晚，赴西安众人抵张学良公寓，稍作停留，宋美龄去了蒋介石处，而戴则随宋子文、蒋鼎文与张学良洽商有关西安事变之事的处理问题。此事见宋子文日记和蒋鼎文纪念集相关记载。 是晚戴在张学良公馆用餐，一起用餐的有蒋鼎文和“西北剿总”的政训处处长曾扩情。曾扩情在《西安事变回忆》中说：“张（学良）把宋美龄、宋子文、端纳三人送到蒋介石处，留戴笠、蒋鼎文和我三人在家晚餐，戴、蒋两人住在他家，我仍回到省银行。”又据蒋鼎文纪念集载，宋子文也与他们一起住在张公馆地下室。 第二天，也即23日，张、杨提出西安事变谈判建议方案，宋子文感到棘手，于是赶忙召集蒋鼎文、戴笠商议对策，三人紧急会商后提出一个反建议方案，并报蒋介石批准，此事宋子文12月23日日记有较详细述及。显见反建议这种重要书面方案，讨论斟酌不会一时三刻的，而且这一方案还要等待“蒋介石批准后”，三人才可决定或聚或散。 而到了24日，戴笠“不辞而别”离开西安，宋子文12月24日日记作如是载：“戴（笠）的不辞而别令敌手甚为不悦。” 以上是三个亲历者记录他们与戴笠一起的活动。 假如事实真如戴笠所述“离死不远”，那么其时的戴笠就是“死囚”监管的待遇，他不可能参加谈判，不可能参加会商，更不可能在24日自由自在悄悄地离开西安。须知，其时在西安，张、杨若要为难你，或要除掉你，可以采用各种方式，就像除掉笼中之鸟一样容易，戴笠纵有三头六臂，也难逃张、杨之网。 戴笠在24日不告而别离开西安，是已经证明了的史实。而有些著作对此视而未见或见而未闻，不断向戴笠脸上贴金。 历史笑柄供后人把玩 张学良当年为什么同意宋子文把戴笠带来西安，无论从当时的情况看，还是晚年的张学良口述中，似乎都是在对戴笠的特务行径嬉笑怒骂，这位公子哥儿出身的政治家在尽情地戏谑这位不可一世的特工王。 还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即8月底，在西安的特务们不通过张学良，就抓捕了张学良身边的人，包括东北大学的大学生宋黎、马绍周和关时润等。张学良愤然道：“捉人居然捉到我的头上来了。”于是乘机武力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并收缴到不少特务汇报的关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情报，还有关于张学良本人的。这次行动羞辱了CC和戴笠的特务行径。 戴笠这次到西安后，张学良给了他一个小小的下马威。张学良当时的亲信高崇民是如此记述戴笠在机场缴枪以及戴是如何向张诉求的：“宋子文第二次是陪同宋美龄负着和平的使命来西安，蒋的特务头子戴笠亦随机来西安，戴下飞机后，腰中插的手枪被我方战士缴械，到金家巷见张学良时泣诉其事，张立即把自己带的手枪摘下赠戴。戴大为感动，叩谢之余，口称副司令伟大不止。平日杀气腾腾、威风凛凛的特务大王，一旦卑躬屈膝至于此极，大为可笑。”如果张要让戴“殉难”，还会还给他手枪？ 其后，张学良语带机锋地问戴笠：“老戴，你们的特务工作是怎么做的，我与杨司令搞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都不知道？” 戴笠一脸茫然，嗫嚅半晌才回答道：“我们从来不对副司令做特务工作啊！” 戴笠也许没有想到“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张学良、宋子文、蒋鼎文、陈诚以及曾扩情等都会有各种文字，通过不同渠道披露出来，稍稍梳理分析就可知当时的事实真相。这些角度不同且无意之中的记述，并非针对戴笠而写，然通过互相对照佐证，可以还原当时情况，足证戴笠的“遗嘱”是沽名掩世的“遗作”。 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位著名的“特务天王”留下了又一个著名的历史笑柄，供后人茶余饭后把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