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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闻已久的中国公务员加薪案出台，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证实，国务院已下发相关加薪方案，最高级别“正国级”官员，每月基本工资从人民币7020元(合1131美元)增至1万1385元(合1834美元)；最低级别办事员，每月基本工资从人民币 630元(合101美元)增至1320元(合213美元)，媒体分析调薪幅度达60%至100%。方案明确规定，今后公务员工资每年或每两年调整一次。对 因持续反腐而备受冲击、士气低落的中国公务员，加薪无疑是一剂强心针，不过大幅加薪是否必然带来清廉政风，尚难下断语。 中国公务员上次调薪是12年前，今年加薪幅度虽不小，然而如计入12年来通货膨胀因素，幅度并不算高。中国公务员总人数一直是个谜，据财政部 2012年出版的资料，当年中国政府财政供养人口超过6000万，相当于1636年明朝建立时的全国总人口数，也接近目前泰国总人口。这些人有多少比例算 公务员，官方和民间说法有天壤之别。 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厉行反腐倡廉，揭露公务员腐败问题外界怵目惊心。公众质疑目光下，一些年富力强公务员告别体制，抛掉「铁饭碗」，进入工 商领域；继续留在体制内的公务员则抱著「多做多错，少做少错」心态消极观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只要中共纪委不找上就阿弥陀佛。 由于「学而优则仕」传统，中国公务员队伍不乏智商高、学养丰富的精英。他们选择进入体制成公务员，无非看中加官晋爵、飞黄腾达的远大前程。对权 力膜拜和对特权迷恋，也使一些人能抵挡商海打拚和学界扬名的诱惑，忍受公务员低薪，因为手中的权力，很容易让自己获得远比商海和学界高得多的「报偿」。在 数十万公务员在反腐运动中前「腐」后继，纷纷落马后，一些分析把公务员贪腐，归咎于薪水太低，无法养家，「高薪养廉」主张再次被提出。主张仿效新加坡公务 员高薪制，官员收入如大幅增加，行事会更谨慎，不敢以身试法。 然而，这种看法只窥见豹斑，未见全豹。中国历史上两次「高薪养廉」尝试，都不成功，堪作前车之鉴。一次是宋太祖改变低俸禄制，发布「省官益俸 诏」，实施「厚俸养廉」，结果政府财政负担增加，官员贪腐依旧。另一次是清代雍正元年实行「养廉银」制度，想藉高薪培养和鼓励官员廉洁习性，避免贪污，官 员获得的「养廉银」是基本工资的10至100倍，但事与愿违，清朝地方贪腐情况仍为史上之最。 中国的「高薪养廉」论者常以新加坡制度作为典范，实际也是一种误读。目前中国最高公职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的基本工资，即使调薪后每年 也只有2万2000多美元，不到新加坡总理年薪205万美元的90分之一。正如新加坡政府强调，新加坡公务员高薪制，并非为养廉，而是为吸引优秀医师、律 师、会计师、大学教授、企业家、银行家等德才优秀人才「弃职从政」。 而新加坡年薪100万星元(合75万美元)以上公务员只有约30人，多数公务员年薪不到10万星元(合7万7000美元)。年薪是政府给他们的 全部收入，部长、总理都没有专职司机和汽车，上班开自己的车，有大型公务活动才由政府派车。这与中国高官日常吃喝和交通，费用全数由政府支付有很大不同。 新加坡早在1994年实施顶级公务员高薪制前，就实施「预防腐败法」，解决公务员廉洁问题，严正的执法和刑罚也让他们「不敢贪，不敢腐」，形成良性循环的 文化。 中国公务员加薪天经地义，至少拉近与民间待遇差距，但如认为调薪六成就能杜绝官场贪腐，也太过天真。杜绝官场腐败，首先须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 中国的棘手问题是贪腐之风不只存在于官场，而是弥漫整个社会，连上幼稚园都得行贿、送礼、走后门；人们对各行各业的「灰色收入」不以为耻，反习以为常，不 是只整治公务员队伍就能解决，而须改造文化。其次，解决腐败问题，须建立对权力的监督机制，不能单纯依赖执政者自我监督，而应包括阳光法案和舆论监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