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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古巴突然宣布两国启动关系正常化，世界为之一振。 国际舆论普遍称赞这一举措，同时也充分意识到其历史意义。欧盟外交事务官员将之形容为继柏林墙倒塌之后“又一堵墙开始倒塌”。 高墙相继倒塌，是个很形象的描述。这个世界的确有过很多隔离墙，它们是人类20世纪意识形态“软战”的遗迹。国家与国家虽然山水相连，近在咫尺，却被这些高墙所阻挡，不能互联互通，进行正常的经贸和人员往来。 美国对古巴实行政治孤立、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政策，自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执政开始一直持续至今，也是当代历时最久的隔离墙之一。 但为什么又一个接一个倒塌了呢？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些墙所使用的建筑材料无非是些似是而非的意识形态观念，是一种随时都会在人们的思想发生改变之后发生风化分解的东西。 曾几何时，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大近现代“元叙事”都曾大力生产意识形态建筑材料，通过砌垒高墙，开展“墙战”。 高墙所立之处，是一面面迎风呼啸的观念大旗。最艳丽刺目的大旗，曰民主，曰自由，曰人权，曰法治，曰平等，曰公正，它们竖立在国家的边界上，将那些“不民主”、“不自由”、“没人权”、“没法治”、“不平等”、“不公正”的国家隔离起来。 在意识形态“墙战”的高峰时期，战事如火如荼。有柏林墙、“三八线”等防御性的墙，也有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贸易禁运这种进攻性的墙。 最戏剧性的一战，是原本在社会主义国家上空高高飘扬的道义大旗“民主”，被西方国家通过精心谋划的理论和实践操作，如探囊取物般夺到了自己手里。 对于这场重大的战略失利，人民大学杨光滨教授在最近出版的新著《让民主归位》中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面对来势凶猛的社会主义运动即大众权利政治，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中，西方思想界必须转型，转而论证自己的制度为什么就是民主的。 一 个绝顶聪明的人出现了——熊彼得。在熊彼得那里，流行几千年的‘人民主权’即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理论被改造为‘竞争性选举’；民主就是选民选举政治家来做 决定的过程，而政治家如何做决定、议会如何立法，均不是民主政治的范畴。这样，熊彼得来了一个简单的颠倒：传统的人民主权理论把人民当家作主当作第一位 的，而在他那里，选举过程是第一位的，人民当家作主是第二位的。经过西方社会科学几代人的努力，‘熊彼得式民主’在萨托利的《民主新论》那里得到最完整系 统的阐述和肯定，并把‘竞争性选举’作为类的二分对立，作为划分有无民主的根本标准，有则是自由民主，无则是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 而 围绕“自由”大旗的攻防战，也是差不多的情况。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是通过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起来的，所争取到的不是别的，正是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 统治这一宝贵的“国家自由”。这就意味着，二战后独立的各个“民主主义共和国”，既是民主的，也是自由的，在意识形态战场上，原本占有着极大的道义优势。 但 和“民主”大旗的丢失一样，“自由”大旗也被西方夺到了自己手中。英美社会科学家们通过淡化国家这一主体，一味突出公民和个人，将“自由”的定义收窄为个 人自由和公民权利，甚至不顾经济自由是一切其他自由的基础这一基本常识，将“自由”完全等同于政治议题上的言论自由，然后与“竞争性选举”对接，成了西方 式的“自由民主”。 浴 血奋战换来了“人民民主”，却被西方拿走了“民主”标志，前赴后继争来了“国家自由”，却被西方更换了“自由”定义；失去了所有道义大旗的社会主义阵营， 在意识形态战场上基本上就是任人宰割了。明明是名副其实的“民主主义共和国”，却统统被戴上了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的黑帽子。 这就是包括古巴在内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困境，也是西方之所以能够在意识形态“墙战”中为所欲为、动辄以道义的名义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起封锁制裁的根本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