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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踩踏事件想到 发生在2015年新年前夜的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不仅震惊了中国，而且震惊了世界。就在几个小时前，中国国家主席刚刚在新年电视讲话中夸奖“我们的干部蛮拼的”，但随之而来的“1231”踩踏事件让国家主席的表扬变得有些难堪。当夜23时35分左右，上海外滩的陈毅广场发生拥挤踩踏，导致36人死亡，47人受伤。几十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在新年前夜逝去，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 时至今日，上海官方尚没有公开造成踩踏事件的具体原因。但从媒体报道和踩踏事件特征来看，此次事件中当地政府的组织和准备工作显然存在严重的缺陷。据悉，上海最近连续三年都在外滩对岸搞跨年灯光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到外滩观赏，外滩跨年夜已有品牌效应，尤其是陈毅广场是一个需要登上台阶的高处，观景最佳。2013年12月31日跨年夜共有超过20万人参加；2014年底外滩的跨年夜比上一年更加拥挤，据估计有30万人到场。无论日后的调查结果如何，有二点应该是肯定的，一是管控失职造成外滩客流总量过载，缺乏局部区域风险应对预案；二是民众对灯光秀的强烈期待与没看到灯光秀的失落烦躁情绪，再加上由此形成的人流对冲，最终酿成了惨剧。 对于上海而言，办过世博会、见惯大场面，出现如此恶性事故确让人感到不应该。上海素有“地方政府强势但管理有序”的名声，再加上近年经济实力迅速上升、两大国际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如火如荼，可能不少人早已开始俯视香港了。不过，这次踩踏事件一下子让上海的城市管理水平露出了原形。对作为治理主体的政府而言，理应担起事件的主要责任：必须在可预期的人流密集地点制定拥挤预案，如新年夜的外滩人流可能从哪里来，预计有多少人，如何分布人群，等级和人流的现场如何管控，一旦现场人流超过预估容量如何分流、疏散人群等，都该形成风险把控方案，而且宁可把问题想得复杂些。有分析人士称，上海问题是没有做这些本应该做的事，如此这般其实已经为事故发生埋下了祸根。 其实，跨新年的聚会，各国都有，比如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新年倒计时，也是相当壮观。据报道，今年参加新年倒计时的人群超过百万，队伍几公里。为什么没有出现类似问题呢？对于纽约时报广场这次集会，中国媒体不去总结人家经验，却拿着人家在这次集会没有在人群中放置垃圾桶去品头论足。其实人家不放垃圾桶却是为了安全，因为曾经有人在垃圾桶安放炸弹。据悉美国对于如此大型集会做法，是网格化管理，每个网格中间都留出缓冲带，每个人群方块实行满一个再开放下一个，而且广场内人流进去以后只出不进。而上海市没有安排在外滩的活动，大量群众在外滩的聚集也就成了近乎“放羊”的自发活动了。实际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大规模的人群聚集都是有很大风险的。凡是大型活动必须看作重大风险评估。过去中国在国内一些灯会、嘉年华、庙会等社会活动中屡次发生人员踩踏事件，造成严重伤亡后果。有关部门多次发出相应法规文件，要求在重大活动尤其是人群聚集活动中要有制定预案，包括活动前的风险评估、警力布置、现场维持，救援力量调度等。很显然，上海市忽略了这一点。 此次事件更应该引起中国国内各界思考的是，中国在快速发展经济、扩张城市硬件的同时，在城市管理的“软件”方面却存在很大的问题。哪怕与香港相比，内地的城市管理问题也非常严重。1993年香港发生造成21人死、63人受伤的“兰桂坊惨剧”以后，香港开始认真做人流控制，在城市管理水平上提升很快。据了解，香港在12月31日的人流量也很大，在傍晚7时左右达到第一波聚集规模，香港警方加上第一圈铁马控制，内场人员只出不进；之后达到第二距离规模，外围再加一道铁马，如此类推，把人切成区块，其方法与美国异曲同工。 中国人总喜欢拿城市建设与其它国家相比，其实中国城市也就是用GDP和房地产堆积起来。在如何做好城市管理上，中国无论从方式上方法上都非常沉落后，要么极左管控极严，让人喘不过气来；要么极右放任自流，政府无所作为。其实城市管理是一门科学，需要管理者用心去研究去实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