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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借G20峰会之机，习近平再次向世界表明中国和平发展的意愿和决心。 他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发表演讲时说，中国是一个拥有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是“人群中的大块头”，其他国家“肯定要看看大块头要怎么走、怎么动，会不会撞到自己，会不会堵了自己的路，会不会占了自己的地盘”。 然而他再次强调，“中国虽然是个大块头，但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先人就认识到‘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这是习近平在一年之内再次发表“大块头”论和“好战必亡”论。习近平反复强调当今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中华文明5000年和平理念之间的继承关系，这其中的深层含义，恐怕并不容易为西方领袖们所理解。 身处21世 纪的世界战略格局当中，西方关于国际和平的认识和理解，脱不开近代世界历史的框架。近者，有二战后“泛美利坚和平”、冷战时期“核平衡”、“核恐怖”下的 和平；远者，有一战战后“集体安全”下的和平、维多利亚时期“泛不列颠和平”、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协调”下的和平；最远，就是17世纪20-40年代黎塞留时期“均势体系”下的和平。 回 顾历史，正是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枢机主教黎塞留开创了近现代世界的基本格局，因为他所推行的“国家至上”和“权力均衡”原则，在当时是作为反正统，也就 是替代神圣罗马帝国大一统思想的新型理论而提出来的，正是在民族主义浪潮冲击之下分崩离析的欧洲的产物。此后的三个多世纪直到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 世界仍是黎塞留的世界，犹如是17世纪欧洲的扩大。美国就是扩大的英国，前苏联就是扩大的俄国，欧盟就是扩大的法国和德国…，变化的是版图和权力的转移，不变的是主权国家体系和大国的均势平衡。 主权国家体系和大国的均势平衡，相对于西方文明历史，的确是“现代的”，是与中世纪的决裂，其理论基础与一整套西方现代主义哲学一脉相承。其中，列强间的“共同安全”理念，明显是亚当•斯密关于个体自私的利益追求会自动促进公共利益之增长这一思想的产物。 然 而，历史见证，“现代的”并不必然意味着是“进步的”，线性历史观终久是个幻觉，正是空前黑暗野蛮的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引起了对于西 方现代主义宏大叙事根本上的质疑和反思。如果“后神圣罗马帝国”时代并不意味着进步，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大退步；如果近代以来欧洲的大分裂、战乱频仍和文明 毁灭无非是西方版的“礼崩乐坏”和“战国时代”，是罗马大一统解体之后的一次衰败周期；那么，所有近代以来的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战争与和平理论、大战 略和大外交理论，到底还有多少恒久价值和指导意义呢？ 若将这一西方版300余年“战国时代”与中华5000年 历史的和平传统、仁义传统相对比，问题就更加突出。可以说，对于这一早熟的、包含了多个战国时代和大一统时代交替周期、多次克服了分裂战乱走向和合共生的 伟大传统，当代西方很难把握，因为大大超出了经验范围。在西方人将有限的欧洲经验套用到整个世界的尝试和努力中，中国始终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300多年的历史无法覆盖5000年的历史，西方中心的世界无法包括中国这个曾经的东方中心。 所 以，当习近平一再强调中国有着几千年和平主义传统时，西方不应该再误解。他并不是仅仅在将中国和近代以来的德国和日本区别开来，和前苏联区别开来，以说明 中国不会走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老路；实际上，他是在将整个中国历史作为一个新的坐标，新的参照，与近代西方世界形成一个重新对比。其中不言自明的含义 是：西方近三百多年的历史，更应当被视为一个特殊时期，是欧洲大一统体系瓦解之后的一个“战国时代”，并不具有恒久的意义；在这个历史时期中生成出的关于 战争与和平的观念，更非普世真理。中国人两千多年前就从自己此前两千多年的动荡历史中总结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历史经验，产生了“以和为贵”、“和 而不同”的信念，岂不更值得当作今日世界之借鉴？ 如是观之，中国关于和平发展的承诺，归根结底是一种超脱出近现代西方“永久和平”观念体系的“中华版和平承诺”，联接着极为悠久的传统，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 这是习近平“中华版和平承诺”的现实意义。将历史坐标从近现代几百年的小参照系重新拉回到上下数千年的大参照系当中，会形成更宏大、更恒久的和平观。如果这一深植于中华仁义传统的和平观得以推行，并影响了世界，也算是中国为世界做出的一大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