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与干净干事

有位侨商告诉我，几年前他去审批一个许可证，请环保局、发改委、经信局、工商局等几个部门处长吃顿饭，然后弄些礼品送送，一餐饭下来，第二天审批需要盖的五六枚印章全部搞定。如今不行了，邀请吃饭，人家不赏光了，送点礼品人家也不敢要。这本是件好事，但好事多磨，办事也不给力了，一句话，按规定办理，资料不全不给办，前置手续不全不给办，弄得他来来回回跑了一个月，事情还是没有办结。机票已订，而且在美国公司还有事处理，只得回美国。他认为，内地反腐败是好事，他举双手赞成。问题是反腐必须既要干净更要干事，光干净不干事，其实祸害与腐败一样。再说，在内地目前各种制度和法制不健全不完备情况下，办事尤其是审批的随意性特别大。如果官员消极怠工，钻制度牛角尖，明明可以变通的事，却不给力，不让办，这样与其是反腐，到不如说是影响经济发展。

当然，针对当下问题，中央高层也知一二。在不久前全国政协常委会上，有人问：因为反腐推进，一些官员不作为、不干活怎么办？王岐山坦言，他也关注到这种现象，但他认为，与不作为相比，乱作为更亟待治理。

  据说，王岐山当天表示，他在基层调研的时候，也听到和看到过不作为的现象。某地一官员这样描述一些基层干部的“消极”：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出活不出彩。其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一，对“八项规定”有抵触情绪，觉得执行太严，福利大为缩水，心理落差大；二，对反腐败有心理阻力，认为有点儿“官不聊生”了，觉得干事容易出事，混日子不干事反而没事；三，觉得现在花钱审批太麻烦，约束太多，那干脆就不干活了。

  当然，海外华人华侨可能远离祖国，对于许多事物只能看到表面，没有看到深层次问题。其实，对于当下反腐猛烈背景下官员中存在的许多抵触情绪必须一分为二辩证看。

首先是因为部分官员对从严治官和反腐败有情绪。他们更愿意夸大和渲染基层干部的“消极怠工”，制造和设置阻力，以此干扰、绑架和要挟反腐者。他们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希望轰轰烈烈的反腐败战争能偃旗息鼓。这些人虽然数量不多，影响力极大，危害更大，对于这些人行为官方必须严厉打击。

其次是制度和法制建设严重迟后。反腐败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但是我们制度和法制建设却还是没有正式启动，有的法律和制度，还停留在表面约束，没有进入实质性的立法。比如，官员腐败最有效的财产公开制度，至今还是停留在纸上谈兵，甚至一些原来试点地区也是半途夭折。再比如最有效防止官员卖官买官的民主选举已经回潮，一些地区甚至搞了几十年的村级选举，也在开倒车，回到了村官乡镇定复辟。如此，不从制度和法制去解决，那么，越反腐官员越消极越怠工，经济发展将会进入恶性循环，反腐也必将进入恶性循环。

其三监督权还没有真正交给群众。中国官员腐败一个最大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群众没有监督权，中国官场和权力运行一直来是封闭式的。普通人根本不知道，这纳税人的钱是如何用掉的？如此多的形象工程建了拆、拆了建是谁定的？几个亿、甚至几十亿的资源矿产、国有资产是谁几千万卖掉的？所有这些，官员比处理家里财产还随意。这样体制不腐败才怪。监督者却一直蒙在鼓里，要把监督权还给民众，还给媒体。让媒体和群众拥有真正的监督权。

其四高层对反腐下的“消极怠工”这种情绪自然不能视而不见，应该形成一个基本共识，不能任由这种情绪去“抹黑”反腐，好像是反腐制造了社会矛盾。“八项规定”和从严治官没有问题，反腐败更是获得了巨大的民意支持，在赢得民心中使人心回暖。民众对官员腐败深恶痛绝，已经到了不反腐就会危害到执政根基的危险地步。得民心者得天下，重拾那些流失的民心比什么都重要。在这个前提下再来看“消极怠工”。这种消极怠工不是反腐的“后遗症”，相信通过制度和法制健全一定能解决。

  当官没有特权是应该的，当官不做事却是绝不可以的。现状摆在哪里，如何改变？我以为高层对制度和法制建设必须有紧迫感，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靠、也不应该靠个人权威来反腐败，真正能让官员不敢腐、不想腐，必须靠制度与法制的建设与落实。高层必须将制度和法制建设提高到执政者生死存亡高度来认识，要以法制手段来保证官员既干净又干事。大家知道，在海外许多国家，对官员办事有着非常严密的制度和法律保障，官员只是法制和制度的执行者、更是为公民的服务者。如果办事拖拉，消极怠工，除非他不想要这份工作了。相信随着制度的完善，治懒、治庸、治不作为会渐渐跟上。正如中央领导所称，当前主要问题是治乱作为，先把乱作为治了，再治不作为。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约束其别作恶，下一步是促使权力去做事、并把事做好。随着官员评价机制的完善，做事且能把事做好的，会受到奖励；而不做事混日子的，会被清退出官员和公务员队伍，那时候消极怠工就完全没有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