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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是邓小平110周年诞辰，中国各地都在举行活动隆重纪念。 纪念邓小平，虽是官方意图，却也合乎民心，毕竟，他所推动的改革开放惠及了无数人，他所开启的“邓小平道路”今天的中国还在走。 在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身份推动改革并开启新的道路，毫无疑问是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无论是从结束文革、解放思想、改 变党的路线这些基本的方面讲，还是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对外开放这些重大领域来看，的确值得大书特书，因为都属于根本性的转变和重建，都带有挽狂澜于既 倒扶大厦于将倾的性质。 当时的政治词汇叫做“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以邓小平为领袖，全中国从上到下有着空前一致的共识：中国之乱不能再继续，必须走上正途；中国之废不能再继续，必须全面振兴。 而国家之所以乱，之所以废，在当时那个历史时期，就是因为文革。所以，归根结底，邓小平的所作所为，就是将国家从文革这一团毁灭性的烈火中拯救了出来，让中国重新成为了真正的国家。 中 国是个国家，今日中国是个现代国家，对于这一点，今天的中国人恐怕有些太过于想当然了。的确，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即使多次被异族征服，但仍 能经由文化的同化，重新成为一个统一国家。近代以来，外患加内乱，几乎“国将不国”，沦为了“所有国家的殖民地”（孙中山语），但最终还是通过卫国战争和 民族解放战争，重建了国家。 国家一贯的强大、悠久的历史且“其命维新”，让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当中有个误区，一个根深蒂固的想当然，从不会想到国家有可能会被其他非国家的力量所摧毁、所压垮。连凶猛的外族入侵都不能得逞，内部还会有什么力量能与国家一争高下？ 然 而，若更深入地了解历史，就会发现国家从来不是个天然的存在。即使在中国历史上，中央国家得以建立并维持统一疆域的时间，也不足全部历史长度的一半。而在 整个世界范围内考察，国家取得主导地位的时期就更加少得可怜，即使在现代，在那些名义上的主权国家内，社会高于国家、私权大于公权的情况仍处处可见。 在世界历史上，包括早在秦朝就已开创出“第二个伟大的政治方式”的中国，氏族与国家之间的龙争虎斗，始终未有穷期，时而国家战胜了氏族，时而氏族战胜了国家。 由于并不存在第三种政治方式，所以，就像是阴与阳的相生相对，替代国家者，无论名义上是什么，本质上就是氏族政治方式。 如此看来，究其本质，文革也就是氏族再次战胜了国家，而且不是以分裂和割据的形式，却是以最具毁灭性的全面凌驾的形式，压倒了国家。 至 于毛泽东为什么要亲手摧毁自己亲手打造的国家机器，在中国重新实行氏族化的“部落制”统治形式？此问需要另文讨论。仅就邓小平的功绩而言，可以说，他始终 是一个坚定的国家主义者；在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创建和建设国家时，他是其战友和助手，而当毛泽东发动文革摧毁国家机器、转而实践氏族政治方式时，他就成了被 打倒的对立面。 最后，当他终于有了主政的机会，就毫不犹豫地开始“拨乱反正”，重新启用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国家主义者”同党，在“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上重建国家。 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也是中华民族的幸运之处。如果他不是以巨人之力让中国重回国家的轨道，如果他直接继承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在掌权之后将中国又变成“邓氏部落”，今日中国将是什么状况、何种面貌？难以设想。 客 观而言，若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考察，氏族与国家两种政治方式孰优孰劣，尚无定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权，不过就是神化的氏族政治，而西方社会那些巨大的 私人资本权力，也可以视为金融化的氏族政治；这些宗教氏族或金融氏族都可以与国家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但同时也可以凌驾于国家之上，将国家当作工具。 但中国完全不同。中国最早建立起了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又具有悠久的强大国家传统，除了分裂割据时期，国家始终是主体，氏族从未真正超越过国家。所以，国家归来，从倾覆的危险中归来，每每都是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奏。 越是看到国家倾覆之危险，明白国家归来之意义，越能理解邓小平之功绩。 谨以此文纪念邓小平110周年诞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