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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对于网络的言论管理下了猛药，然而，网络谣言还是泛滥成灾。比如近日“上海收治埃博拉病毒携带者”“出疆人员要办无违法犯罪证明”“北京通州出现地震云”……类似内容，或是捕风捉影，或是来源不明，或是有违常识，然而却总能在微信群、朋友圈中广为流传，这值得我们深思。 对于网络谣言，相关部门更是绞尽脑汁。8月7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规定》对即时通信工具和公众服务信息作了明确定义：即时通信工具是指基于互联网面向终端使用者提供即时信息交流服务的应用，微信、QQ、飞信、陌陌等热门应用均包括在内。同时，还严格规定，即日起只有新闻单位、新闻网站开设的公众账号可以发布、转载时政类新闻。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的非新闻单位开设的公众账号可以转载时政类新闻。其他公众账号未经批准不得发布、转载时政类新闻，也就是说个人以后不仅不准发布、且也不能转载时政新闻。 管理好网络，从严处罚散布谣言者，理应支持。因为，可以这样说，就谣言而言最受害的是普通公民，他们不明真相，也无法知道真相，在真相没有大白于天下时，谣言自然让他们确信，这样的上当痛苦是那些知道是谣言或者知道是真相的人无法体会的。 我始终认为，对于谣言最好办法自然是公开真相，只有真相告白于天下，才能让谣言没有市场，才能让普通百姓不信谣言，不传播谣言。然而，我毕竟要问：为什么谣言会泛滥呢？为什么中国公众宁愿相信谣言呢？为什么许多谣言后来往往会被证实是真实呢？这与当下我们的体制有着极大关系。比如周永康案件，其实坊间传闻已经一年有余，而且相关方面总将这些传闻当成谣言。然而直到2014年的7月29日，中央才公开作出决定，对其立案审查。这一年多中尽管中国公众可谓人人皆知，但是有关方面就是密不透风，甚至网络也对其名字进行屏蔽。随着一个个与周永康相关的高官和秘书帮落马，但媒体上只能说某领导秘书，而到底是哪位领导，即使是菜场里老太太都知道，有关方面在记者招待会只是说了一句至今成为名言的“你懂的”。这种既带讽刺又带搞笑式的做派，如何保证谣言不泛滥呢？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谣言其实来源于自己对待谣言的态度。为什么不能早早公开呢？难道早早公开就会产生什么危机吗？我不认为，其实公开审查，反而能保证我们对于案件查处更加公正，更加经得起历史考验，更加能办成铁案，而往往暗箱操作，才是谣言四起最大祸根。 这样事例其实不胜枚举。谣言止于真相。我们许多谣言总是来源于有的人喜欢扰抱琵琶半遮面，面对谣言，面对质疑，面对杂音，不是积极正面回应，而是吞吞吐吐，羞羞答答，喜欢玩魔术，耍点小心眼。结果是真相没有揭露，谣言依然发酵，到最后难以收场，谣言变以成真相。 一度以来，我们周围总是以小道消息，慢慢地成为真相，而当过后的真相公开后，人们发现，原来谣言就是真相。谣言成真相还有一重要方面是因为有些谣言，本来就不是谣言，甚至本来就是真相，这些谣言或许来自民间，或许来自官场。问题是我们有关方面没有第一时间回答社会公众对事件真相关切，不愿意走正常渠道，喜欢暗箱操作，喜欢让人们猜测，更有人者总是以保密搪塞，内心不知恐惧还是另有目的，本来非常清楚的真相，却任意让坊间大量发酵，使原来的真相反而在民间的添油加醋中变成谣言。如此结局自然是民众越来越不信任政府及有关方面，越来越对谣言产生兴趣，越来越喜欢传播谣言。 谣言害人，但对于那些让谣言变成真相，让真相成为谣言的人其实更害人。让民众第一时间知道真相，这其实是领导水平和能力的综合体现，一个能驾驭全局的领导者非常关注民众的关切，因为民众的关切就是社会稳定信号，如果不能接收这个信号，那么，关切会发展成焦虑，焦虑会发展成谣言。当大家都生活人为制造的谣言之中，社会稳定也无从说起。 其实，微博也好，微信也罢，都是很好的平台，关键是官方如何利用。当年，微博上草根出身的免费午餐计划被国家“接棒”；近日，微信上传递着鲁甸抗震救灾的满满正能量。而且不少像前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贪官也是靠微博等网络揭发才东窗事发。因此，我以为要让这些平台不产生谣言，关键官方必须透明公开，别把民众当傻瓜。惟其如此，才能让我们共有的平台不生谣言杂草。如果官方连公开透明的勇气都没有，怎么要求公众不传谣不信谣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