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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因之二：“影子政治” 当然，北京政府的影响，也不能不考虑。 近年来，随着两岸四地交往互动越来越多，尽管“一国两制”、“两岸分治”，但北京政府对于港台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仍然越来越大了，仅经贸往来和自由行，就几乎到了影响无处不在的地步。 在一体化形势的推动下，北京政府这个威权实体，就犹如一个巨大的云朵，从过去的地平线之外慢慢飘到了头顶上空，成了当地一个无法回避的政治现实。马英九的“马省长”帽子，梁振英的“梁书记”称谓，正是这一政治现实的反映。 然而，“云朵”虽大，落在地上只有影子，于是一种“影子政治”出现了。没有威权之实，但却顶着专制之名，岂不是自找“躺枪”？就这样，原本只是当地社会内部的各种经济矛盾和社会不满，开始有了新的归罪对象，一个政治化的出口，一个激发斗争的理想“敌方”。 台湾爆发“太阳花民运”，香港的反对派前往取经；香港举行七一大游行，台湾的社运人士前来声援；如同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般针对“影子政治”的“隔空战争”，在两地迅速蔓延。北京政府的影响越大、惠顾政策越多，激进政治反倒越受到激励。因为就其本性而言，这种政治只与权力的你进我退相关，不大受经济利益的左右。 动因之三：革命传统 “隔空战争”当然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进行的，因为北京政府很容易被妖魔化为专制独裁的化身。 自由民主是先进的，专制独裁是落后的，自由民主是优越的，专制独裁是低劣的；人们对此深信不疑，无论激进政治多么出格，甚至把法治当儿戏，也会受到这种民主观念的庇护，不受责备。这就叫“政治正确”。 但激进政治不可能正确，如果认真追究一下激进政治的起源，人们就会看到真相到底是什么。 众所周知，在成熟的民主国家，激进政治没有市场，民主在完善的法治环境下有序运行，尽管实行普选和政党轮替，但绝少发生大的政治动荡，更不会发生国家分裂的危机。 政治成熟、制度完善的主要体现之一，就是绝大多数社会矛盾都会被限定在社会领域之内，通过法律和道德解决，不会轻易上升到政治领域当中。 但不得不承认，仅就政治领域的边界限定和与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分割这方面而言，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港澳台，都还算不上是成熟。这一点，在近几年看得越来越 清楚了。社会问题动辄政治化，所有不满统统归咎政府，大小问题一律指向体制，社会领域直通政治领域，中间毫无隔阻，正是两岸三地共同存在的问题。 年轻人对经济和就业不满，原村民对开发和征地不满，都可以瞬间转为激烈的政治活动，随便找个理由就直接占领立法机构，这种典型的“劣质民主”、“暴民政治”，在被认为民主法治已经实行得很好的台湾和香港，反倒愈演愈烈。 问题的根源，深植于中国的近代历史当中。由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国是通过大规模的、暴烈的社会革命完成的，而不是通过“天鹅绒革命”这种只局限在政治领域里的 政治革命完成的，所以，社会问题的政治化，恰恰就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一个强大传统。早期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起源于民间社会，而不是国家政治的产物，都熟稔 于自下至上的革命行动，缺乏自上至下的管治能力。讽刺的是，作为国民党对立面而崛起的民进党，却又是一个更加民间、更加社会化的政党，更加缺少成熟政治传 统，其党文化就是早期革命党的翻版。 共产党信奉马列主义，国民党信奉三民主义，民进党信奉自由主义，三个截然不同的政党，却都是民间型政党，不是国家型政党。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台湾港澳实行资本主义，两岸四地不同的社会制度，却普遍存在社会问题政治化的痼疾。由此可见，政治领域缺乏边界，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成一团，不是主义的问题，也不是制度的问题，恰恰就是共同的近代传统带来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