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我们为你哭泣

（本报记者 董惠琪 报道）墨尔本的天气就像心情飘忽不定的少女，一时阴雨一时天晴。7月20日早上，天气微冷，伴着微风，没有刺眼的阳光，墨尔本亚拉河畔摆放着不少鲜花和蜡烛，这样的场景给本就处在冬季的墨尔本带来一丝丝悲情的色彩。根据第20届国际艾滋病大会组委会的消息，在马航MH17空难中，有6名准备前往墨尔本参会的艾滋病领域权威专家、公共卫生工作者不幸遇难，其中包括全球艾滋病研究专家乔普·朗格、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格伦·托马斯等。

会前为遇难者哀悼

国际艾滋病协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这些同事们曾与我们并肩抗击艾滋病，此次会议将如期举行，我们希望会议是对他们的悼念。”第20届国际艾滋病于20日如期而至，大会为马航MH17遇难者举行悼念活动，全场起立致哀一分钟，场内的空座椅使整个会场看起来稍显冷清。来自印度Monaliv诊所和艾滋病研究中心主席S.I.Ahmed告诉记者：“我们感到非常沉痛，这是一场悲剧，我们签署了吊唁信来纪念这6名遇难者。”

国际艾滋病大会由国际艾滋病协会主要承办，于7月20日至25日在墨尔本会展中心召开。这是全球范围内艾滋病研究领域规模最大、最重要的会议之一，每两年一次。协会官方介绍，AIDS2014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0多名与会者出席，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摇滚巨星鲍勃·格尔多夫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等都在会上发表演讲。

会议为何选在墨尔本？

“有一个中国同行，第一天来这儿打车的时候，有一点不太好意思说我是来参加世界艾滋病大会的，就说我来这个会展中心附近。结果墨尔本司机就直接问他：‘噢，你是来参加国际艾滋病大会的吧。’他怕人家歧视，这明显是我们在国内的思维。”凤凰周刊李光告诉本报记者。

澳大利亚是一点典型的移民国家，自英国移民踏上这片美丽的土地之日起，已先后有来自世界120个国家、140个民族的移民到澳大利亚谋生和发展。多民族的居住环境造就了澳大利亚多元的文化现状，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人们对待世界的亚文化有着更为包容的态度。像艾滋病、同性恋这一类在中国属于敏感内容的词汇，在墨尔本却早已见怪不怪。

来自中国台湾社团法人台湾关爱之家协会的简女士告诉记者：“澳洲的文化很开放，医疗也很进步，每年年底两地都会进行交流。墨尔本非常欢迎这样的会议召开，它向世界展现了它的热情。”记者发现此次会议的宣传广告随处可见，标示性的橘黄色宣传标语悬挂在墨尔本的街头小巷，会展中心附近更是随处可见佩戴艾滋病红色丝带标志的人们。墨尔本的司机、剧场的工作人员、商店的收银员几乎都知道此次会议。

“在过去的10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向世界表明只要你去尝试，HIV可以被治疗，他们在这个领域的经验是成功的，所以我们来到了这里。” S.I.Ahmed说。据悉，2011年墨尔本大学微生物与免疫学系Ivan Stratov博士与Stephen Kent教授通过采用新技术，分析艾滋病毒携带者的血液样品，发现了ADCC的抗体。该抗体可以迫使HIV发生变异，使HIV的‘毒性’减弱。如果在人体感染HIV病毒之前，通过疫苗使人体获得ADCC抗体，那么人体将可以免遭HIV病毒的侵袭。这一研究发现为艾滋病研究带来的曙光。

另外，来自巴西的参会者Ricaboo Sobhie Diaz表示：“国际艾滋病大会一直都会找不同的地方举办，当地不同的环境会给会议带来不同的氛围，这次选择墨尔本是因为墨尔本会给我们新的感觉，而且他离亚洲很近。”据悉，此次会议的一个重点议题就是引荐西方的成功经验到艾滋病研究仍然欠缺的亚洲地区，让亚洲的同性恋者、性工作者、变性人、吸毒者等可以受到与西方同样待遇的治疗。

澳洲有多少艾滋病患者？

7月初，一条维州东部小镇一名医生HIV呈阳性，疑将病毒传染给近400多名病患的新闻在澳洲当地引发恐慌。据维州首席医疗官Rosemary Lester表示，卫生厅已经完成全面调查，正在跟进病人。据报道，澳洲是艾滋病的高发地区之一，澳洲确诊艾滋病例达20年新高，而当局担心其中有七分之一已经患病的澳人并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

公共卫生专家呼吁当局重新针对HIV进行测试和治疗。因为新数据显示，去年有1235位澳人被诊断出这种经由血液传播的疾病，这比1999年的最低数据增加了70%。年度HIV监视报告称，男同性恋之间的无保护性爱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诱因，这引起了2009-2013年70%的新诊断病例。有大约25%的病例是通过异性恋传播的，2%是通过注射毒品。平均来看，在过去的10年中，每年都有一个孩子在澳大利亚出生就携带艾滋病毒，主要是从母亲身体传染。然而好消息是，报告称有大约六成HIV病毒阳性的澳人正在接受治疗，重塑其免疫系统，减少传播病毒的机会。

通过社交网站，记者联系到了一位艾滋病毒携带者Brown，来自昆士兰。他毫无隐晦地告诉记者，他是一名男同性恋者，于2010年确诊携带艾滋病病毒。Brown说，他在与一名陌生男性发生性关系之后的几周时间内，发现身体不舒服，感冒发烧持续两周时间。因为平时对艾滋病有所了解，便产生患有艾滋病的猜想。但一开始，Brown心理上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患病，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进行HIV测试。然而在经确诊之后，他经历了很长的挣扎期，一度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但是随后，他通过网络找到了不少已经与艾滋病毒进行长期抗争的患者同伴。他说：“是这些同伴帮助我走出了内心的阴影，我随后就把患病的事实告诉了亲人、朋友。”

当记者问及公开病情有没有给他的生活造成困扰时，Brown坦言会有一部分人疏远他，而大部分都对他表示了同情和理解，现在除了定期接受治疗之外，他的生活和以前并没有太大区别，他告诉记者：“人终有一死，我是正常人。”

中澳对待艾滋病有什么不同？

“艾滋病在澳洲和中国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可能只有奥运会、世博会这种盛会才会有一个城市大家集体举办的感觉。而这次的艾滋病大会，给我一种真的是墨尔本整个城市在举办这个会议的感觉。”李光告诉本报记者。

在中国，艾滋病虽然近年来经常被媒体报道，但是它在中国仍旧是敏感话题，谈起艾滋病很多中国普通老百姓仍然会报以异样的眼光。而此次会议的一个中心议题就是如何促进亚洲的艾滋病研究和知识普及。中西方对待艾滋病的差异，从普通老百姓到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都可以清楚呈现在我们面前。为此，记者专门采访了此次参会的中国艾滋病毒携带者联盟秘书处协调人孟林。

对于中国相关组织参与国际性艾滋病大会的目的，孟林表示该联盟每年都会参加国际性的艾滋病大会，包括亚太地区的艾滋病大会，参加之前会见一些朋友，拜访一些机构，同时也宣传一些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办法，包括这些人群面临的具体困境，然后发出中国NGO组织的声音，但是他强调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促进该类人群治疗和生存现状的改变。

当被问及中澳两国对待艾滋病问题的差异时，孟林更多的谈到了政府政策层面的差异，他呼吁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形成对抗艾滋病毒的合力。他说，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比较多，有资金、管理、能力等，但是最基本、最根本的问题是政府需要加强制度性的保障。最大的差别也是需要中国做出最大改变的是政府层面缺少一个统一的政策或者制度性的保障。他希望政府制定一个几年的规划，以一个研究机构为中心，在治疗层面、关怀层面形成一个整体的配合。但是中国现在还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体系，让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一起来参与。

他还表示，相比之下澳洲近年来在这方面的制度性保障做得比较好，而且澳洲由于其文化本身的多样性和开放性，澳洲有更大的文化接受度。同时其艾滋病应对策略也很有自身特点，值得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