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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6月5日8时，中共潍坊市委常委、副市长陈白峰在其住地附近自缢身亡。经公安机关现场初步勘察认定，符合自杀特征，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另据其亲属介绍，陈白峰有多年抑郁症病史。 又是官员自杀。又是抑郁症。官员自杀成了这几年的网络热词，抑郁症几乎成了不用猜测的原因。 不包括陈白峰在内，据公开报道初步统计，今年以来已有7名官员自杀身亡，如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广东省中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某等。7人中，两人自杀原因不明，1人为立案侦查后跳楼身亡，另4人都有身体欠佳以及抑郁等情绪问题。其实此7人，还不包括参照官员的深圳报业集团的原编委、广告部主任张敬，以及新华社安徽分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宁斌、杭州都市快报的副总编徐行。 官员频频自杀，似乎已经习以为常，据《新京报》此前报道，中国官员自杀的数量近年来有所增长，自杀成为官员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据《南方周末》此前报道，自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不足11年的时间，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达112人，涉及26个省份，其中湖南12人、浙江9人、四川8人，名列官员自杀榜前三名。 被官方认定为自杀的112名官员中，省部级官员有8人，厅级官员22人，处级官员30人，处级以下官员52人。其中的93名自杀官员，30岁以下的仅1人，31至40岁的11人，41至50岁的44人，51-60岁的32人，60岁以上5人。 官员们自杀的地点，多选在办公场所。其中，39%的自杀官员选择在党政机关的办公场所自杀，在住所自杀的官员占33%，在宾馆饭店、医院、野外、铁路等场所自杀的约有21%。 而从自杀原因排查，无法明确具体自杀原因的达63%，大多以抑郁、压力大等说法概括，只有约37%的自杀官员事后官方或家属能说清原因，如病重、欠债、夫妻吵架、畏罪自杀等。 为何中国官员自杀多。以笔者分析，首先是敏感而不健康的官场关系应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官场无论从选拔机制上，还是从政绩考核上，都是一笔糊涂账，表面上吹嘘，官员选拔民主与集中相统一，而其实是上级领导说了算，甚至是个别领导说了算，上上下下都是如此。一些没有什么政绩的人，领导喜欢都可以青云直上。因此，在这样的民主氛围不浓、法治不彰、潜规则盛行的官场，不少官员过得诚惶诚恐，生怕工作出现什么闪失，被领导斥责、被同事抓把柄、被组织“凉拌”。许多官员为了讨上级领导喜欢，什么东西都敢送；而一些女干部为了提拔甚至主动向上司奉送肉体。不少官员与上司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把大量心思用在取悦领导上面，身心俱疲。 其次，中国官场，没有形成良性的考核机制。一方面像“秘书党”这类官员关系非常盛行，只要入圈，什么人都可以平步青云，因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为中国官员关系真实写照。另一方面，许多没有关系的官员，需要接受所谓群众考核，而这样考核，在当下社会准则普遍堕落情况下，坚持原则也不行，腐败堕落随波逐流也不行。不少官员心理压力大、容易抑郁。 统计发现，自杀的112名各级官员，绝大多数都在一些重要部门任职，如地方党委政府、法院、公安、检察院、国土、纪委、教育、卫生、交通、信访等部门，没有一人是在团委、妇联等相对权轻的部门工作的。《人民论坛》杂志也曾对全国一百多名官员进行调查，其中64.65%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的压力源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 其三是随着新媒体掀起，尤其是社交媒体雄起。一些官员非常不适应在如此社会监督环境生存，尤其一些一直行走在官场黑暗，甚至是两面人的官员，更是压力巨大。从不适应，到心理负担加重，再到心理不安，甚至最后到心理崩溃。就在《南方周末》这篇报道见报不久，5月19日晚间，三精制药和哈药股份双双发布公告，证实三精制药董事长刘占滨于5月16日被立案侦查，18日称身体不适，在黑河市逊克县医院检查身体过程中，于三楼卫生间摆脱监护法警，跳楼身亡。有报道称，刘在摔成重伤之后，弥留之际曾说“我不敢不要”，留下了一大悬疑。 不过，我以为对于频频自杀官员，作为执政者，必须引起警觉。比如对于长期抑郁的官员，组织必须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照顾，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调整下来，减轻压力。必须推行官员提拔任用的心理承受能力测评。但如果不是由于抑郁症自杀官员，有关部门必须公开真相，更不能把 “抑郁”当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对于那些腐败而自杀官员，必须受到严惩，绝对不能手软，一死百了，甚至“死了我一人幸福五代人”。综上所述，其实要改变现状关键还是改革官员选拔体制，由上级任命改为民众选举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