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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第一天，浙江一则新闻震动了全国。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在杭州南湖边爬行一公里，引发社会极大争议。尽管不允许官方媒体报道，不过，素有前卫之称的《中国青年报》，还是在冰点栏目上发表了题为“爬不爬行，自己的事；发不发声，学者的事”的报道，详细讲述了这位教授为何爬行的原委。 一年前，作为杭州师范大学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的主任、法学教授、博导范忠信公开向全社会打赌，“2013年里，除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外，其他所有省市会实现县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而赌注，则是“输了罚自己在杭州周边爬行一公里”。 一年后，55岁的范忠信输了。虽然2013年的最后几个小时，他仍守在电脑前频繁刷着各个网站，期待关于“公务员财产公示”的最新消息蹦出来。因为作为曾经是多个中国著名大学教授的范忠信知道，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公务员财产公示’就是这个笼子最重要的一根铁栅栏”。 为什么全世界都公认对于反腐败行之有效的最直接、最现实、最受百姓欢迎的官员财产公示办法，到了中国却久久不能推行呢？中国不能，或者不敢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首先是既得利益的阻力。中国改革最大阻力不是老百姓，当革命革到官员头上时，其实最大考验就是官员愿意不愿意成为被改革对象，愿意不愿意失去或者剥夺一些既得利益。而这需要付出惨重代价。就中国高层而言，财产公示不仅会对更多官员构成威胁，而更让其忧心的是，一旦财产公示，所暴露的问题，更会导致官民关系撕裂，甚至决裂。如果作假公示，起不到警示作用，反而会乱了反腐阵脚。倘若真公开，整个社会可能会出现动荡。因此，如此代价，成为不敢推行官员财产公示的关键。 其次整体阻力重重。反腐败，得罪一个人，甚至几个人这在中国二千年封建历史上也比比皆是。但如果得罪一个整体，恐怕中国当下没有如此魄力的领导人。官员财产公示就是得罪一个整体。细心的人关注到，进入新年，中国政坛反腐风向有所变化，1月以来，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连续刊发文章：6日，刊文：“海外公务员退休待遇比普通人高”，文章列举了美、日、德等国家的数据。8日，又刊文“公务员养老制度并轨不是平均主义”、“制度统一是改革方向，但是在养老金待遇上不宜搞简单‘一刀切’，以‘平均’偷换‘公平’的概念，将会产生新的不公”。作为中国最高官方媒体，在反腐败高潮迭起的当下，为公务员可能失去的既得利益叫屈信号，这不得不引发思考，因为这声音其实已经告诉人们，改革到自己头上了，正如文章写道，如果再深化下去，那么面临的将是公务员大量流失，引发新的公务员下海潮，更可怕的是影响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不久前，我听到一批公务员在议论，现在是吃不能吃，拿不能拿，没有好处，谁愿意当公务员呢？因此，在中国要让公务员拿自己刀去割自己肉，恐怕没有可能性。因此，财产公示可能只是一个梦。 其三是公务员财产公示准入门槛争议大。当下中国官员，包括已经退居二线甚至退休的官员，其腐败行为早已经昭然若揭，而且有的官员在群众中民愤极大。那么，官员财产如何公开？是公开新担任官员？还是公开所有在职官员 ？对于已经退居二三线，甚至退休的官员要不要公示？如何公示？公示以后，如果群众检举揭发造假如何处理？一位曾经参与过官员财产公示立法工作的学者曾经说过，官员财产公示如果立法，可能会引发新的文化大革命，引发官员之间的尖锐争斗，引发新动荡。他指出，从社会稳定出发，真正能全面实施官员财产公示，至少需要在十年之后。 说实话，官员财产公示对于当今中国领导人，不可谓不知道其效果。然而，作为政治人物、或者说作为政治家，他们考量的与普通人、甚至与学者考量不一样。不仅是思维方式不同，更是对其引发风险必须进行安全评估。而这种评估对于领导人而言是二条：一是必须要有利掌握政权；二必须要有利于巩固政权。因此，中国反腐败，也就是打几只老虎和几只苍蝇罢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