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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湖南省长沙市的中联重科举报广州《新快报》陈永洲“损害商业信誉罪”还没有尘埃落定之时。11月4日，浙江的农夫山泉再度发表声明称，将派员上北京举报《京华时报》76篇虚假报道。今年4月开始，《京华时报》连续多天刊文报道《农夫山泉标准不如自来水》，引发双方媒体舆论战。农夫山泉举办发布会，宣布桶装水退出北京市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好在农夫山泉或许还带着一个“农”字，势力没有中联重科如此强大，因此，也没有上演跨省抓捕行为，只是一个上北京举报。 其实陈永洲事件，自从一看到微博，我就和同事议论，陈永洲被抓是铁定了的。因为根据我的经验判断，这陈永洲还嫩着呢！如果长沙警方没有足够证据，恐怕也不敢如此大胆。因此，这出戏最后却是还有“两根骨头”的《新快报》不仅高估自己，更高估了自己力量。在这场媒体与企业论战中输得一败涂地，还将整个媒体声誉扫地。从当初中国记协、国家广电新闻出版总局声讨长沙警方，到后来演变成各方声讨媒体，甚至今日《新快报》因此而被整顿，社长总编及副总编被免职。 这种扑朔迷离的戏剧性变化，或许一般的人很难看懂，但是熟知中国国情的人其实一语而道破。现在无论后事如何发展，我以为陈永洲想要没有罪几乎不可能，要想翻案更是天方夜谭了，因为央视的密集播报已经是高层对案件定性了。 如果陈永洲在央视交待都是事实，那么从表象看，陈永洲事件与普通的官员腐败案性质相同，陈永洲收受中间方贿赂，然后通过自己职务之便，利用媒体损害企业。但是透过这一案件，我们需要思维的是二个问题： 首先是媒体如何监督。中国的媒体监督时常遭遇尴尬，一方面中国至今没有新闻立法，正常的媒体监督常常遇到尴尬，甚至常有记者因此挨打，媒体办公室被砸，有的写批评报道记者被无辜抓捕、报复、撤职、辞职，搞舆论监督者其景况令人不寒而栗。而另一方面又有不少媒体利用批评报道敛财，靠写批评报道敲诈，从征订报刊到广告赞助，再到什么战略合作，反正批评报道就是媒体一张王牌，你不出钱“放血”，那么就公开批评报道，因为，媒体是自收自支，自负盈亏，需要生存，靠什么呢？就靠如此歪门邪道来发财致富。反正记者职业道德在不少媒体已经荡然无存。由于如此尴尬，导致目前在中国一流媒体唱赞歌、抬轿子；二流媒体搞桃色、弄八卦；三流媒体拉赞助搞批评报道。而从管理而言，目前中国媒体是一流媒体有补助，二流媒体有政策，三流媒体靠折腾。这种现状导致表象看中国新闻可控，其实下面是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其次是媒体公信力急剧下降，中国媒体监督将一蹶不振，步入冬季，也可这样说，中国舆论监督将进入深水区。中国媒体监督一直没有走出过误区，表象上政府欢迎媒体监督，甚至高层领导也在许多公开场合表示要重视和利用舆论监督，称：善用媒体，善管媒体，善待媒体。然而，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底线下，管理者人为高估批评报道可能引发的社会后果，在许多地方，哪怕是批评一个村干部都需要多道手续，更何况对于县省甚至高层进行舆论监督，在中国舆论监督其实已经成为一种摆设。而就在这样摆设下，像中国民间所言一样：野主座神堂，正主靠门坊。随着陈永洲事件继续发酵，管理者更借口可言，对舆论监督当然更有了说“不”资本。中国舆论监督像中国的季节一样进入寒冷冬季，媒体也将进行严厉整顿和空前的约束。 在中国许多记者都感叹，中国当记者难，一方面要面对主管部门的各种约束；另一方面也得面对其它公权力的压迫，此外还要受市场和新媒体及自媒体的竞争，在这样社会生态下，媒体时常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更何况让社会和政府看得起呢？因此，不少记者和媒体选择了与整个社会同流合污，自甘堕落。在中国要真正当好一个正直记者，我以为必须真正做到“吃地沟油命，操中南海的心”，这样的媒体和记者，或许就是最适应中国政治生态的，否则，你自己也难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