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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友寒竹近日发表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应当区分专家和公知》，主要观点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大多只是“意见分子”、“鼓动分子”，并无提供新知识的功能，反倒造成民粹主义泛滥，在当前的形势下，应当逐渐被边缘化，以让位于专业主义的发展。 我很同意。在此也谈两点，以为呼应。 一、为什么西方公知的诞生比中国的士大夫晚了两千年？ 在我看来，波波利金所定义的那种“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西方公共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士大夫一样，也是政治权力变迁的产物。从理论上讲，当政治权力发生现代化，开始从宗教权力、传统权力、暴力权力向知识权力过渡时，这种公知作为新型权力的代理者就应运而生了。 之所以西方公知的诞生远远晚于中国士大夫的出现，借用福山的观点，盖因西方的政治现代化远远迟于中国。 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上只有三个角色：教士、骑士和农民，前两者是统治者，后者是被统治者。在基督教传统中，这个秩序被认为是上帝的安排，永恒不变。其时，文化、知识、艺术等尚未从信仰体系当中分离出来，都在教士的掌握之中。 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就是指那个时代的“反智主义”传统。教士靠迷信统治，骑士靠暴力统治，知识毫无用处。虽然也有文人，但没有社会地位。贵族们普遍厌恶学问，只崇尚武力技能和军事成就，将文人视为卑鄙的小人。一位16世纪的英国贵族宣称，“我宁愿我儿子被绞死也不要学习字母…这种事应该留给乡巴佬的儿子们。” 但革命性的变迁终究还是来了，从15世纪开始，欧洲先后在地理上与新大陆相遇，在信仰上与新教相遇，在知识上与希腊罗马知识和新科学相遇。 这些相遇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贵族们传统的统治方式受到了严重挑战。政府要处理的事务越来越复杂，法律内容越来越复杂，连军事技术也越来越复杂。就这样，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权力”的时代到来了，经过了大学学习的官员作为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应运而生，并很快就取得了与传统的军事精英平等的社会地位。 这就意味着，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之后，欧洲历史上第一次，那些没有贵族血统、没有军事功勋、完全凭借知识和才能出人头地的“小人物”，得以进入统治者阶层。 不难看出，新贵族的行为标准，其实完全就是孔子当年为“士”所做的规定，如“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等。但却整整晚了两千年。 二、公知的批判性和反叛性从何而来？ 如前所述，西方的公知，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同步诞生，同时伴随着一个从服务贵族到服务国家的升华。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升华就到头了，因为国家已经至高无上了。尽管知识体系自身仍然在膨胀，但主要是“横向”的专业化细分，再没有更多“纵向”的、超越国家观念的新知识了。因此，大多数知识分子就沿着知识体系的“横向”发展转入了专业主义道路。这一点，在二战后美国的“社会科学”、“文化理论”等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 但中国士大夫的情况却大不一样。若从周朝算起，中国的士大夫甚至在国家成型之前就已出现了。他们的“心忧天下”情怀广阔无边，在“天下”这个宇宙秩序之下，国家和君王也都只是组成部分，都需要服从天道。他们的“士志于道”志向坚定不移，在“三代”这个乌托邦标准之下，所有的后代都礼崩乐坏，都需要克己复礼。 荀子说“从道不从君”，孟子说“乐其道而忘人之势”，连孔子都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更不用提老庄和佛祖了。 这个特殊的乌托邦精神取向，恐怕可以解释中国知识分子与专业主义道路的无缘。由于始终有一个“道”在更高的位置上召唤着，中国的公知就抱定了“士志于道”的信念，哪儿也不去了。任何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方向，都只能是离“道”越来越远，近乎离经叛道，我堂堂士大夫怎么能钻到哪些个破地方去呢？ 其实归根结底，这种“非职业”倾向也是一种“职业”，就是关于“道”的专业。但由于“道”太高深莫测、虚无缥缈，完全无法通过实在的科学方法来把握，只能通过文化描述或审美体验来若即若离地接触。这也就是中国士大夫在文学、绘画、书法等领域都只求空灵、写意等“虚相”，不图逻辑、比例、透视等“实相”的终极原因。 由此可见，当知识权力建立在了乌托邦理想之上，而不是科学技术之上，专业主义道路就很难发展了。尤其是，代理了“乌托邦知识”的公知，也一定是对现实抱批判态度，对世俗抱反叛态度的，因为乌托邦永远至善至美，当下的俗世永远丑恶龌龊。 |
